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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距雅尔塔会议仅只两个月，斯大林违背解放欧洲共同声明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尤其在波兰方面更是肆无忌惮，恣意行动。丘吉尔已经无奈到只能写信，向“我友斯大林”恳切陈词，希其节制。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波兰新政府里头不得有对苏联具有敌意的人士，丘吉尔促请斯大林把合乎条件的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若干人士纳入。但是，斯大林这时已经不以“不具敌意”为满足，他要的是一个“完全”友好的波兰新政府。1945年5月5日，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恕难同意，在组织未来的波兰政府时，纳入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反苏’的人士；或者只排除你认为‘对俄国极其不友好’的人士，这两个标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将坚持，在进行筹组未来的波兰政府之咨商会议时，只邀请那些积极表示对苏联友好态度、诚实真心预备与苏联合作的人士参加。”此处形容诚如“积极”、“友好”当然指的是波兰共产党员，而且是完全臣服，听命于莫斯科的波共党员。四年之后，即使是一辈子忠贞的共产党员，若被怀疑具有国家意识，也将被逐出波兰政府。
然则我们要问，是否有别的代替战略可行？或者说，以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军事现实而言，民主国家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问题不免常常游现脑海。因为，回想起来，每件事发生时似乎都无可避免。中间停顿越久，就越难想象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证明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历史又不能如同电影倒带，随意再来剪辑，弄出新的结局。
恢复1941年苏联国界已近乎无可避免。西方国家若能采取较机动的政策，本来或许可能获致某种修正，甚至让波罗的海诸小国恢复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许另以签订互助条约与苏联维持关系，并准许苏联设置军事基地。如果说有可能达成此一结果，时机应该只有1941或1942年那段时候，因为苏联依然濒临全面覆亡的危亡边缘。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愿在此时让苏联决策者感受压力，得面临此一不太乐意的选择：因为此时美国尚未参战，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苏联随时可能崩溃。
斯大林格勒之役结束后，重提东欧前途问题并不会有苏联溃败或可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之虞，盟国应该在此时设法解决毗邻苏联地区的政治结构，替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
如果民主国家十分坚持，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片面言和吗？斯大林从来没摆出这种威胁，但是却设法制造一种德、苏可能单独议和的印象。只有两段故事透露出斯大林可能曾考虑过单独议和。当德、苏战争爆发初期，情势危急，据说，斯大林、莫托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要求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试探，是否可能解决波罗的海诸小国、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并愿割让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大体上就是退回到1938年的苏联国境线——但是，这位大使拒绝带话。希特勒当时也必然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军已全面扑向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早已跨越这个“和平方案”所提议的地区，纳粹打算把苏联逐退到远在莫斯科后方的阿尔汉格尔至阿特拉克汉（ Archangel toAt，akhan）以东地区，并将该地区人口减少，设法奴役或歼灭。
第二则故事就更为隐讳，不甚明了。它发生在1943年9月，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八个月，也是德军进袭装甲兵团几乎全军尽没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两个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一则奇怪的故事，曾任苏联驻柏林大使的一位外交部次长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里宾特洛甫解读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依1941年国境线和苏联单独言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此时苏军早已反攻，靠近其1941年国境线了。
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其外交部长说：“里宾特洛甫，你也晓得如果我今天跟俄国达成协定，我明天还是会攻打她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打她。”他也以同样的话告诉戈培尔，时机“完全不合适”，得先在战场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才可能谈判。直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深信只要他能击退盟军的第二战场攻势，他就可以回师征服俄国。
最重要的是，即使沿着1941年国境线德苏缔和，也不能解决斯大林或希特勒的问题，它会使得斯大林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他日一旦德苏又爆发冲突，民主国家会不理睬苏联这个背信的伙伴。至于希特勒也会把它解读成为，准许苏联部队向德国挺进，可是并没有保障他们不会伺机恢复战争。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跟威尔逊更为广泛的集体安全构想，都遭到同样的困难：这四个大国的全球目标并不一致。斯大林把他的偏执狂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他解释四大警察基本普遍共有的价值观念，不偏不倚执行世界和平乃是苏联趁火打劫的机会，要不就是资本主义者设下的陷阱。斯大林知道英国本身没有力量制衡苏联，因此有可能在苏联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形势。随即在日后有可能使得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身为第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认为美苏冲突恐怕势所难免）。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斯大林的路线很清楚：他将命令苏联部队尽力向西推进，一则是掌握更多的战利品，再则也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以待来日外交摊牌时派上用场。
美国本身也没准备好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警察构想的结果。如果这个构想要能运作奏效，美国就要在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可是，罗斯福却不厌其烦再三告诉盟国，美国部队或美国资源都不会投入欧洲复兴计划，维持和平的任务必须由英国和苏联承担。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对其与会同僚说，美军在占领地驻留不会超过两年。
如果事实如此，苏联必然可以主宰中欧，英国也将陷入逃脱不出的窘境。一方面，英国已经不再强大到可以独力抗拒苏联去维持和平，另一方面，英国固然也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却颇可能遭遇传统的美方反对，譬如说，1945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曾以秘函给丘吉尔，商量英国试图在希腊维持非共政府的事宜，根据此一报道，罗斯福清楚表示，美国对战后英美关系是否能合作无间，信心极脆弱。“英国人受到严正告知，获悉一旦美国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彼此敌对的斗争，美国民情可跟英国天气一样善变。”
但是，如果美国拒绝为保卫欧洲而介入，英国企图单独行动又被贴标签指为帝国主义行径，四大警察论势必走上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理论同样的覆辙，制造出同样的真空状态。除非美国人改变观点，否则即不可能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等到美国了解到这一危险，重新进入乱局时，它在战时极力避免的势力范围已然成立，而且国境线更为不利。毕竟，地缘政治无可避免，必然存在。美国又被拉回欧洲；日本和德国也复建，以便重建均势；苏联也展开为期四十五年的紧张对峙情形，而且其战略过度延伸终于导致其覆亡。
亚洲的问题又不一样。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怎么可能担任世界警察？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罗斯福以这样做有类似势力范围之虞，拒绝了这项建议。和平必须以全球为基础来保卫，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
当我们把所有围绕着罗斯福的种种晦暗不明因素都澄清之后，不免要问：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毕竟，美国人更能相信，一个明确排斥民主原则的体系，可能会幡然转向，而不大能够从过去的和平方案中学到教训——在现实世界里，两者都得靠均势才得以滋长，也得靠道德共识才能长久存在。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
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是，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作为。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观念可能过分乐观。但是从美国历史来看，如果美国希望克服前头的危机，这个立场几乎就确切代表着美国必须经历的一段过程。最后，罗斯福率领美国社会走过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危机，如果他被灌输更多的历史相对论观点，他在从事这些努力时，必定就不会这么成功！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其人及外交政策
罗斯福总统就像摩西，见到了乐土却可望而不可即；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当他亡故时，盟军已深入德国境内，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冲绳岛战役也刚开始。
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12日，噩耗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元月间，他的医生发现总统的血压极不稳定，已经断定除非他能避免一切繁闹、紧张，否则难以活命，以总统职务日理万机的压力而言，医师此一评断无异于宣判他死定了。在这段疯狂时刻，已被围困在柏林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即将目睹德国历史书上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会历史重演，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是指七年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已兵临柏林城下，情势岌岌可危，俄皇突然亡故，继位的沙皇素来对德友善，腓德烈大帝因而免于覆亡这段故事。然而，历史于1945年并未重演。纳粹罪行令人发指，至少使得盟国同仇敌忾，决心一定要铲除纳粹毒孽。
纳粹德国崩溃，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导致战时盟国伙伴关系解散。盟国的目标太过分歧：丘吉尔亟欲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斯大林则因苏军战胜，俄国人民英勇牺牲，希望在领土上能有所得作为报偿；杜鲁门初接任，有心努力维持罗斯福的做法，保持盟国合作关系；然而到了他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前，战时和谐相处的任何迹象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苏两大强国在欧洲事务上已经相互对抗，互别苗头。
杜鲁门总统的出身背景与他伟大的前任罗斯福总统相比，可谓迥然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的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
罗斯福原本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