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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亲信心腹霍普金斯，衔命前往莫斯科；派去见丘吉尔的特使，却似乎更适合去见斯大林，而不具备能力探测英国首相的心意。这位特使约瑟夫·戴维斯是战前的美国驻苏大使，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出使莫斯科纪闻》。
戴维斯是个投资银行家，在共产党的眼光中被列为大资本家；但是他却发展出美国多数使节（尤其是非职业外交官）都易染上的倾向，成为他们驻节国家的代言人。戴维斯著作的使俄回忆录，几乎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题目上都似鹦鹉学话，重复俄方的宣传话语，包括受到斯大林清算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等等。大战期间，有一回他奉罗斯福之命前往莫斯科，这位粗心大意至极的戴维斯竟然极其鲁钝地在美国大使馆内招待一群苏联领袖观赏依他的畅销书拍摄的影片。国务院的官方报告指出，这群苏联宾客“怏快不乐地狐疑地”望着银幕上展现出他们那些旧日同僚的种种罪行。（他们心中说不定暗自猜测，影片可能正是描绘着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吧！）因此，杜鲁门派他到唐宁街去了解丘吉尔对战后世局的观点，可谓失人之至。
戴维斯1945年5月底的伦敦之行，就和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衔命访问莫斯科一样虚幻不实。戴维斯关切持续美、苏伙伴关系之情，远胜于要想演化英、美关系。丘吉尔向这位美国特使详尽说明他担心斯大林意欲并吞中欧，也强调英、美应团结抵抗斯大林。针对丘吉尔分析苏联的挑衅情势，戴维斯却以讽刺的口吻反问这位老雄狮，是否“他和英国后悔没有支持希特勒，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主张的这套说法正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一再的主张，希望能打破盟国团结，分享征服成果。”戴维斯认定东西外交只能根据斯大林的信守承诺才有前途，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
戴维斯回报杜鲁门，依他之见，丘吉尔固然伟大，却是彻头彻尾的伟大的英国人，对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远比对维持和平来得重视。原本是罗斯福的参谋首长，现在为杜鲁门留任的参谋首长海军上将莱希，证实了戴维斯的观点颇多人同感，他支持戴维斯的报告而宣称：“这与我方参谋对丘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态度之评估，完全吻合。”
这个事例正是美国对现实政治直接反应的最佳例证。戴维斯和莱希非常不满意英国首相只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天经地义都会这么做），虽然丘吉尔的追求欧洲大陆均势，是英国300年来历史的具体表征，美国人却视之为异常之事，如此与追求和平的目标接触——好似手段与目标必然就不能两立，而非互补互成。
战时曾数度衔命访问莫斯科的霍普金斯则发现此行气氛非常融洽。然而，气氛融洽是一回事，他与斯大林的会谈却可能在无意间深化了双方在东欧的僵局，并且加速了冷战的发生，因为霍普金斯依然遵循他的战时老套，强调双方应和谐，不宜对立。他无法正颜告诉斯大林，俄国一意孤行势将与已被激起的美国民众，发生严重争端。霍普金斯一辈子的外交经历，使他认为一切的不同意见可在了解与善意的气氛下化解——而这个范畴都是斯大林根本不理解的东西。
斯大林在5月底、6月初的这段期间，与霍普金斯做了六次谈话。斯大林运用他的谈话惯技，把对话人置于防御地位，先发制人地抱怨美国终止了租借法案的援助，而且美苏关系亦已冷却下来。他又警告称，苏联决不向压力低头——当谈判人寻找保持颜面的方法，以决定不透露他的底限所可能接纳的让步时，经常用上这招外交伎俩。斯大林声称他实在不了解美国为何关心波兰是否举行自由选举这档事。意大利、比利时，也还都未举行选举，苏联也没有说话呀！西方国家为什么独独关切波兰和多瑙河流域国家这些与苏联边境紧邻的地区呢？
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各说各话，没有结论，霍普金斯一直没能传达给斯大林明确的讯息：美国人对东欧自决的议题极为看重。的确，霍普金斯展现出绝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的作风，即使在陈述其最为坚持的立场时也避免显示出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们总是心存希望可以妥协，因此设法给谈话对象预留台阶。这套做法的反面就是，一旦美方谈判代表对另一方的信誉失去信心，他们就断然掉头而去，甚至还会极其僵硬，毫无通融转圜余地。
霍普金斯谈判风格的弱点因美方基于战时结盟而对斯大林及苏联过分礼遇，益发扩大。1945年6月，斯大林已经片面划定波兰的东边国境线和西边国境线，强硬地扶植亲苏的傀儡政府，并且悍然违背他在雅尔塔许下的举办自由选举的承诺。尽管如此，霍普金斯觉得还是可以把苏美之间的分歧，形容为“围绕着波兰问题而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事项”。他依旧以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谈和雅尔塔会议时的战术，要求斯大林修正他对东欧的要求，帮助杜鲁门政府缓和国内所受的压力。
斯大林声称愿接纳建议，使得波兰新政府合乎美国的原则。他请霍普金斯推荐四、五位民主人士以备加入华沙政府，他声称苏联基于军事需要的迫切性只得先成立华沙政府。当然，允许民主人士象征性地加入共产党政府，并非关键议题，是否举办自由选举才是问题所在。而且，共产党亦已展示出它摧毁联合政府的技术出众。总而言之，霍普金斯承认他口袋里没有人选可以推荐加入新政府，正足以让斯大林认为美国对波兰局势并不十分认真对待。
波茨坦会议与冷战揭幕
斯大林依循俄罗斯传统做法，坚持他在邻国地区可以自由行动。从俄罗斯200年前出现在国际舞台起，俄罗斯在与邻国发生争执时，总是习惯双边协商解决，不愿提到国际会议上解决。1820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30年之后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不了解英国为何要介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纠纷。在这些事例及其后的各个事例中，俄罗斯领袖的立场是他们在与邻邦交往时有权自由运作，如果受阻，他们就倾向于诉诸武力。一旦诉诸武力，他们就决不退却，除非有爆发战争之虞才会节制。
总之，杜鲁门分派特使走访伦敦和莫斯科，证明了他们在下列两条道路上不知如何取舍：一是遵循罗斯福政策，维持和平，可是在这条路上美国并没有伙伴同行；一是他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日益动怒，或是在这方面他还没有良好政策。杜鲁门还未预备好面对由战胜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状况，或者放弃罗斯福的世界秩序由四大警察来管理的观点。同时，美国也尚未承认势力均衡是国际秩序的必要，而不是欧洲外交的怪胎。
波茨坦会议自1945年7月17日进行到8月2日，罗斯福四大警察的构想至此告终。美英苏三个领袖在德国最后一位王储的旧邸，隐蔽在大公国内的一栋英国式别墅中开会。选择波茨坦作为会议地点是因为它属于苏联占领区，又有铁路可通（斯大林非常厌恶坐飞机），可由苏联安全部队防卫。
美国代表团抵达之时，原本仍抱持战时对世界新秩序的观点。作为美国代表团讨论提示用的国务院简报资料，仍然认为建立势力范围将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份简报资料引用威尔逊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势力范围“代表最纯粹的权力政治，带来各式各样伴随而来的不利。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去除让各国觉得需要以此势力范围建立其安全的原因，而不是协助一国建立实力去对付另一国”。国务院并未说明，在没有权力政治运作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斯大林妥协，或者说如果不是利益相悖，又有什么原因造成冲突呢？无所不在的戴维斯也随团与会，担任总统顾问，他似乎挺满意自己的意见（有时已近乎宽容斯大林）颇受杜鲁门重视、接纳。例如，在激烈交谈后，戴维斯递条子给杜鲁门，建议说：“我认为斯大林的感情受伤害，请对他好一些。”
娇惯别人，尤其是娇惯共产党人，根本不合杜鲁门的作风。然而，他还是勉为其难去试。起初，他宁可欣赏斯大林的简慢作风，而不喜欢雅致的雄辩滔滔。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上提到，“丘吉尔老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则咕哝几句，但你能了解他的意思。”杜鲁门日后告诉戴维斯，7月21日的一次私下晚餐中，他与斯大林坦诚交谈，“……我想劝服他相信，我们跟他坦白无讳，志在和平与世局稳定，对他们毫无敌意；我们也毫无所得，只希望我们国家安全、友善睦邻的和平，而且这项工作有待双方合作去做，我特别强调它，也认为他相信我这一席肺腑之言。”不幸的是，斯大林的思考范围内根本没有：谈判对手声称对交涉议题没有利害瓜葛考虑这一回事。
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三国领袖力图避免重蹈凡尔赛和会覆辙，受组织问题的困扰，陷入细枝末节，且在时间受限制之下协商。因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只处理大原则，让三国外交部长去和战败的轴心国及其盟友磋商签订和约的细节。
即使已经做了如此的限制，波茨坦会议的议程仍然极广，包括赔偿，德国的未来，以及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等等德国盟友的地位问题。斯大林还不满足，又重提莫洛托夫1940年向希特勒提出、且在次年又向艾登再度提出的要求清单。这些额外要求包括：改善苏联船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权，准许苏联在博斯普鲁斯设置军事基地，并要求分享意大利的殖民地。这么广泛的议题岂是这些问题重重的领袖在两星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
波茨坦会议很快就变成聋子的对话，与会者各说各话，没有交流，斯大林坚持要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以及丘吉尔则极力为其原则辨明（只是后者程度较轻微）。斯大林想以苏联承认意大利，来换取西方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扶植成立的政府。同时，斯大林全力抗阻民主国家提议东欧各国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
最后是双方各自祭出否决权，不让对手意志得逞。美国和英国拒绝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德国赔偿200亿美元的要求（其中一半由苏联取得），或者准许以美、英占领区内的资产做抵偿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亦继续演化东欧各地共产党的地位。
斯大林更利用雅尔塔协议对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规定含糊不明，把波兰的国界往西推进。雅尔塔会议中决定以这两条河作为波兰和德国的分界线，但是似乎没有人察觉事实上有两条河川都叫做尼斯河，丘吉尔以为靠东边的那条尼斯河是界河。但是，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透露，他已把东、西两条尼斯河中间的地图划给波兰，斯大林已经清楚估算过，如果波兰占领历史上属于德国的领土（包括日耳曼古城在内），并且把500多万名德国人驱离这片地域，波兰和德国的仇恨将不共戴天。美国和英国领袖默认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附了一则毫无意义的但书说，他们将保留其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到正式和平会议时来敲定。然而，这个保留态度只会让波兰更倾向依靠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