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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为它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立场，在不结盟国家中增强了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所讲的不结盟集团，代表着对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奇方式。当然中立国家一向都存在，他们的最大特征是外交政策消极被动。相反地，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国家并不认为他们中立就必然事事不介入。他们组成论坛，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影响力，大力推动他们的议题，因而组成不结盟国家同盟。虽然他们大声抱怨国际局势紧张，却知晓如何借机得利。他们学会如何玩弄两个超级大国，让他们互斗。由于他们畏惧苏联大于畏惧美国，大体上都与共产国家站一边，不觉得需要以他们对美国严苛的道德要求，同样适用在苏联身上。
11月1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印度国会提出他矫饰的理由，说明为何印度不赞同联合国谴责苏联在匈牙利行动的决议案。他说：事实真相还“隐晦不明”；决议案措词用字不恰当；要求由联合国监督办理自由选举乃是侵犯匈牙利主权的行为。
事实真相怎么会隐晦不明！印度完全是搞现实政治。事理很简单，印度不想放弃苏联在国际论坛上对它的支持；印度不想招苏联生气，何况中共和巴基斯坦在其边境虎视眈眈，苏联本身与印度距离也不算太远，何必为了遥远的某个欧洲国家事务，伤害到与可能供应武器的苏联的关系。
印度并不认为外交政策像是牛津大学里的辩论赛，不过它的外交官却假装他们是挑剔的听众，有权以道德标准来挑选谁是赢家选手。印度领导人曾经负笈英国受教育，熟读美国经典著述。他们综合接纳威尔逊和格莱斯顿的论调，以及迪斯累里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作为。从印度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十分允当，只要他们的对手不要因此就以为印度的论调就是它实践的指针，或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抽象、高妙的道德意义为主导就好。
12月18日，距匈牙利悲剧已经六个星期，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明美国对匈牙利革命为何有那样的反应。令人讶异的是，他又再度向苏联担保美国和平的意愿：
“我们没有意愿要以一群有敌意的国家包围住苏联，或者恢复过去所谓的缓冲地带——那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出来的以敌对势力包围苏联的观点。我们很清楚地陈述，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希望促进卫星国家演变——和平演变，走向真正的独立。”
这篇谈话真叫人震骇。如果遏制政策不是以足可抵拒苏联扩张行为的力量包围住它，那么究竟遏制政策是什么？更叫人讶异的是，苏联不久前才在匈牙利施暴，同时在中东耀武扬威，杜勒斯这篇谈话已经有着道歉的口气。1957年3月13日，杜勒斯在澳洲另一次记者会中，又莽莽撞撞地总结美国的态度。这位律师出身的国务卿，以美方毫无法律责任做辩解：
“我们没有基础给予匈牙利军事援助。我们没有承诺要这么做，而且我们也不以为这么做会有助于匈牙利人民、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
杜勒斯又失言！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美国是否履行其承诺的问题。这是美国有没有履行它的各种声明谈话的暗示的问题。
美国既然声言在全世界有反共的大任务，无可避免就会在其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遇上鸿沟。苏伊士、匈牙利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的场合。美国一直有个伟大的梦想：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其箴言的普世运用原则。可是，十年来美国的决策者却为其世界领导作用的模糊性而大受挫折——必须向不完美的路线让步，让日常的外交运作得以持续下去；必须向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盟国表示尊重，注意其观点。苏伊士事件是个好机会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使得政策能与原则吻合。抨击最亲密盟国，相当沉痛，却有救赎作用，重新肯定美国道德的纯洁。
下阶段的冷战坐标
匈牙利的情形又更复杂，因为它涉及以某种形式动用武力。然而美国领袖并不愿搭上美国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触动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原则是不容含糊不清或分等级有差异的。在苏伊士事件上，美国可以坚持适用其箴言的原则，因为后果如何不会有即刻的风险。在匈牙利事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却默许现实政治，因为此时坚持原则说不定会有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之虞。一旦人命攸关，政治人物就必须对人民及本人澄清，说明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要如何广泛地从宽界定。苏联很明显愿冒较大风险，去极力维持它在东欧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为解放匈牙利而强出头的意愿就没那么高。我们无法逃出这个方程式。以匈牙利革命爆发前的言论来看，美国的匈牙利政策的确软弱；就利益而论，不肯冒战争之险介入，不仅是无可避免，也可谓得其宜——只不过它无法解释，为何不肯以非军事方式让苏联为了介入必须多付代价。
匈牙利和苏伊士事件摆在那儿，替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就在苏联军队蹂躏布达佩斯后，战斗仍在进行中，赫鲁晓夫就出言恐吓要以导弹攻击西欧，并且邀请美国共同以军事行动在中东对付其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载沉载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本身的无能。
当时各方都还不清楚苏联与生俱来的弱点。可讽刺的是，共产党大力提倡运用武力，却使他们步人无以为继的困境。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或许嘴硬不敢承认，事实却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唯一一次革命，就在东方阵营内发生。长期而言，苏联如果在东欧布建芬兰式的政府，它可能会更安全、经济上也会更强大；因为它就不必为这些国家的内部稳定和经济进展承担责任。在东欧搞帝国主义，耗竭苏联资源，确实困扰了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加强苏联实力，共产主义从来未能把它对政府和媒体的掌控，转化成使得民众接纳它。如果东欧共产党领袖不愿在苏联刀尖下俯首听命，他们就必须推行其民族主义政敌的方案。因此，经过一段血腥恐怖时期后，卡达尔逐渐走向纳吉制定出来的目标，只不过他没有主张退出华沙公约组织罢了。一个世代之后，苏联潜伏的弱点却映照出匈牙利革命乃是苏维埃制度彻底瓦解的先声。尽管发生了这个悲剧，10年之内，匈牙利发展得在国内比波兰自由，可是在外交政策上却更加依赖苏联。35年之后，在莫斯科第二波自由化运动中，苏联整个儿地对事情发展失去控制。
1956年的结果也造成另一个世代的受苦难和受压迫。虽然在历史学家眼中苏联阵营彻底崩溃之前的时段并不太长，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极权体制对其数不尽的受害人带来多少痛苦。在事件刚告落幕之后，莫斯科十分满意（其实她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曲解了势力均衡的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把这一年的事件解读为势力均衡偏于对其有利的状态，开始着手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挑衅——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1963
双方观点歧异渐显
波茨坦会议中，三个战胜国决定，柏林将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管理；四国亦将共同治理德国。结果是，四强共治德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49年，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俄国占领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根据四强对柏林的安排，它不在西德之下，也不在东德之下，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盟国管辖。苏联占了柏林墙东边一大块，美国占了南区，英、法分别占领西区和北区。整个柏林此时变成坐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孤岛。随着时间推移，东德和苏联发现柏林西区这三块占领区，成为卧榻之侧的芒刺，也是共产阵营里令人失望的沉闷景象中一个繁荣的窗口。最重要的是，西柏林成为寻求移民到西方去的东德人之通道——他们只需要搭乘地下铁到西柏林任何一个车站下车，然后申请移民即可。
奇怪的是，尽管柏林明白划由四国分管，却从来没有谈判出来规定它与外界交通的细节。虽然四国划出可以利用不同的道路以及空中走廊进出柏林，却没有明白协定交通的细节办法。1948年斯大林曾经利用这个空隙，以道路正在修理的技术理由，搞出封锁柏林的行动。西方国家被迫以空中运输进出柏林达一年以后，方又恢复地面交通，但是法定权力依然悬而未决。
紧接着封锁之后的几年内，柏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一旦遇有紧急事件，其需求已经不能仅以空运来满足。虽然就技术上而言，柏林还是四国分治都城，苏联负责其对外交通，实际上东德附庸政府已自其首都东柏林掌控了这些交通路线。因此柏林的地位可谓极其脆弱。公路、铁路、航空线可因一些枝微细节问题就中断，又很难用武力去抗拒，以致这些小问题积渐起来很可能就危及柏林全城的自由。理论上，盟国军方的一切交通都得通过苏联控制的检查哨，这只是虚有其表的规定；哨所的门户由东德卫兵把守，苏联军官懒洋洋地躲在旁边营舍里，只有略有争议时才会现身。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相对力量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说得赤裸裸一点，美国在欧洲插进的一只脚，有个大脓包，那就是西柏林。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踩住美国的脚，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我们只需要阻碍西方借由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与柏林的交通即可。”
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发出挑衅的时机，也正好就是民主国家再次认为这位苏共总书记是和平希望之所在的时刻。即使对苏联局势一向持猜疑心态观察的杜勒斯，对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讲批斯大林，也声称已见到苏联政策有了“可注意的转变”。他说：“苏联统治者已经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做法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已经较少展现不宽容，也较少强调暴力”。1957年9月，距离苏伊士危机和匈牙利悲剧还不到一年，汤普森大使已经以同样的乐观语气自莫斯科报告说，赫鲁晓夫“真正希望，也几乎是被迫在对西方关系上应该和解修睦”。
赫鲁晓夫的行为却一点也不支持这种乐观论调。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珀特尼克号（ Sputnik）进入地球轨道，赫鲁晓夫把这个成就诠释为，证明苏联在科学上与军事领域上都已大大超越西方民主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中，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可能终将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也开始获得信服。
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是唯一不肯惊慌的人。身为军人，他明白一具原型和可以派上用场的军事武器之间，差别颇大。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深信自己的大话，发动一段漫长的外交攻势，想把自以为是的苏联导弹优势化为外交突破。1958年1月，赫鲁晓夫告诉一位丹麦新闻记者说：
“苏联领先发射斯珀特尼克显示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发生真正的变化，而且是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