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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诅咒与需索之喧嚣动乱中，出现若干反复无常与虚伪造假的事物，使人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预谋发动的狂妄野心，或是为了将注意力引离其重大困难而致；这第二个假设，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尽管共产主义制度在遭其支配的国家有高压统治、孤立自主等强力行为，实际上，它的破绽、缺陷、内部失败，尤其是它不人道高压的特性，越来越为其精英和群众所认识，因而他们越来越难骗，也越来越难驾驭。”
因此，苏联的军力被用来阻挡外界透视苏维埃制度与生俱来的不间断的内部斗争：
“在他们的阵营里，政治风向、派系密谋、个人对敌等等之间的斗争，经常地就会导致难以平息的危机，它的结果——或甚至它的预兆——都只能使它乱象频生，不得解决。”
对苏联压力让步，只会鼓舞赫鲁晓夫升级在国外的冒险行动，借此扭转外界对其制度内部根本危机的注意力；它亦可能使得德国“向东方寻求出路和前途，而这正是目前西方努力提供保证要使之中断的念头”。
戴高乐可以这么洞察事理、毫不妥协，因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必承担是否发动核战争的重大责任。当被逼到最后关头时，戴高乐是否就比艾森豪威尔更肯冒核战争之险，恐怕极为可疑；以法国的实力单薄来看，他可能更不会肯这么做。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相信战争会有发生之虞，主因是西方国家犹豫，立场不坚定，并且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遏阻苏联的国家，戴高乐因而觉得应该出来运作，促成美国站稳立场，并且为任何可能必要的让步负起责任。这并不是一场漂亮的游戏；但是事实让人们扎扎实实地得到教训。基于这些事实理由，戴高乐一反黎塞留主教极力让日耳曼软弱、分裂的传统做法，而这套政策方向已是300年来法国的中欧政策的基本策略。
戴高乐并非一时情投意合而决定促进法德友谊。自从黎塞留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就是以促使恶邻日耳曼既分裂又衰弱为目标。19世纪的法国认识到自身没有实力围堵日耳曼，遂与英国、俄国和一些小国家结盟制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选择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英、法集两国之力犹不足以击败德国。苏联军队已经进驻易北河岸，东德又是苏联的卫星附庸国，若是与莫斯科结盟的结果，恐怕是苏联主宰欧洲的可能大于德国受到围堵的机会，这才是戴高乐放弃传统与德国敌对的政策，转而把法国前途寄托在与宿敌德国交好的原因。
柏林危机使得戴高乐有机会推进他的策略。他谨慎地把法国的角色定位为欧洲命运的保卫者，利用柏林危机表现出法国对欧洲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德国国家利益的敏感。戴高乐的做法非常复杂，需要最精细的平衡动作，一方面要表示支持德国的国家目标，一方面又不能鼓舞德国自行料理或甚至与苏联勾结。戴高乐担心莫斯科在东德的军事力量，或许会使苏联领袖在德国统一之上成为大赢家，甚至就在法国边境建立一个漂浮不定的德国。法国长远以来的防德心理，变成深恐德、苏结盟的梦魇。
戴高乐以他一向的大胆作风做出反应。法国将承认德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它甚至可以承认它在这些领域的领先，也将支持德国统一，以交换波恩承认法国是欧洲的“政治”领袖。这是冷静的估算，不是出于激情；戴高乐的确没有赍志以殁，因为终其一生德国都没有统一。
为了要在戴高乐大张旗鼓的不妥防做法，以及麦克米伦追求坦率谈判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杜勒斯又抬出老把戏，把问题掺进法理细节中模糊掉，因为他认为这套办法在苏伊士危机时颇具效果。1958年1 1月24日，也就是赫鲁晓夫恫吓演说后两个星期，杜勒斯开始试探实质上未让步、但是变动交通程序的方案。他致函阿登纳表示：他将努力“促使苏联谨守义务，同时亦以事实基础与（东德）低阶官员交涉，只要他们例行公事地执行目前的安排”。11月26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提出东德官员或许可用苏联“代理人”身份执行任务的观念——这个办法与苏伊士危机时期的“使用人协会”构想相似（详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1959年1月13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又进一步表露出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历史立场有了变化。声称自由选举是统一德国的“自然方法”之后，他补充说：“我不能说，这是完成再统一的唯一方法。”他甚至暗示或许可以接受两德组成邦联（ confederation），“国家和人民集合在一起，有种种方法。”他强烈暗示，统一的责任可能由盟国移交给德国人自己去解决，这不同于阿登纳政策的基本精神。
德国的反应可以预测得到，只不过没人去理会猜测而已。当时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大表“震骇与惊慌”。勃兰特说：杜勒斯的代理人理论将鼓励苏联采取更加“不妥协”的立场。
粗暴不是阿登纳的正常作风，他也十分尊重杜勒斯。不过，他对杜勒斯的看法之反应，就跟艾登在苏伊士事件时之反应一样。阿登纳和美国大使布鲁斯（ David Bruce）谈话时，情绪激动地指出，杜勒斯的声明伤害了波恩政府的政策，西德寻求以自由选举为基础，通过西方求取统一，他坚持说：“任何形式的邦联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双方观点的歧义到了1959年1月中旬已经十分明显，阿登纳派遣外交部政务次长丁德曼（ Herbert Dittmaun）到华府，表达对苏联提出的德国和约方案甚为“惊骇”。并且力促以西方既定政策为谈判基础的立场。丁德曼的谈话对手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麦钱特（ Livington Merchant）。麦钱特坦率告知，在这项危机中，阿登纳不会得到杜勒斯一向给予的全力支持。他力称，杜勒斯要避免“任何极端立场”，并且“设法让俄国人坐到谈判桌上”，德国人的最佳贡献就是“提供一些新点子给我们”。在危机发展时期，每当美国和英国要求“新点子”，他们就委婉地要求提升东德政权的地位，或是找出方法去吻合苏联若干要求。
持续五年的柏林危机——冷战转折点
可讽刺的是，英国和美国竞促请西德走上几乎必然会使德国人走上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路线上去，可是阿登纳对其国人不像英美那样有信心，决定不让他们接受这种诱惑。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相信德国人已经转向民主信仰；阿登纳却忘不了德国人的原罪。
麦克米伦第一个脱队，自行行动。1959年2月21日他独自飞往莫斯科，做“试探性会谈”。由于阿登纳根本不赞同这一回事，盟国也毫无共识存在，麦克米伦去“试探”可以做任何让步，必然包括业已为人熟知的“改善”西柏林对外交通程序，以及他一向主张以世界领袖的私人友谊为基础建立和平这些老话。
赫鲁晓夫把麦克米伦到访视为权力均势有利于苏联的又一迹象。麦克米伦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又发表强悍演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重提他的要求。麦克米伦离去后，他又发表一篇演说，拒斥麦克米伦认为世界领袖之间的良好私人友谊可以带动和平的看法。赫鲁晓夫说：“历史教导我们，不是会谈去改变国家的疆界。会谈的决定只是反映势力的新平衡。而且这是由于战争或其他情势结束之后，胜与降的结果。”这是毫无遮掩地表示现实政治的话语，也是黎塞留或俾斯麦可能说出的话。
阿登纳恼火之后，杜勒斯退却了。1月29日，他放弃“代理人理论”，也不再暗示以邦联方式统一德国。然而，杜勒斯的退却大体上是战术性质的撤退。信念并没有变，性格也不会变。就跟两年前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一样，美国政策要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方式之间的微妙差异如何调和而定。以他个人对苏联制度的分析而言，杜勒斯可以说深切了解阿登纳的观点，也必然有相当的同感。但是就跟以前一样，杜勒斯必须设想出如何把他的策略去和艾森豪威尔更基本的办法相配合。
因此，依艾森豪威尔的思考与研判，阿登纳关切的大多数问题，即使不是毫不相干，也只是理论层面。的确够幸运的是，赫鲁晓夫并不清楚艾森豪威尔的思索。早在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正式提出最后通牒之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通电话，表示他可以接受美军退出西柏林的自由城市理念，只要柏林及其进出通路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
当总统顾问或内阁阁员与首长意见不一，他们必须决定，在意见分歧仍在理论层面上时就力陈立场，或等到实际需做决定时才出面说话。答案会影响未来的影响力，因为一般总统的性格都有坚强意志，不太轻容冒犯。如果顾问选择对假设性议题唱反调，他们可能会制造不必要的刻薄对话，因为总统本人也可能出于己意改变见解。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们静候事态发展，则有被驱逐之虞。杜勒斯选择中道。他向艾森豪威尔警告，切莫签订“书面协定”，也提醒称要维持柏林自由，必须有美军驻扎。后来的事态发展是，根本没有需做实际决定的场合。此时，杜勒斯已经罹患重病，6个月之后的1959年5月24日，他撒手人寰。
7月1日，艾森豪威尔又恢复他的调和理论。他在和苏联副总理科兹洛夫（ Fral Kozlov）会面时，柯氏抱怨美方对柏林问题的立场不合逻辑，艾森豪威尔答说：“我们承认它不合逻辑，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权利与责任——除非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保持权利直到能安排妥放弃权利的方式，实在不像是坚定得去号召作战抗敌的声音。
1959年9月在戴维营，艾森豪威尔告诉赫鲁晓夫说，美国并没有打算永远留在柏林：“很清楚，我们并不打算在当地占领50年。”声称要为一个预备要撤离的城市冒核战争之险，听来也不像是作战令。9月28日，艾森豪威尔又更进一步，本质上承认苏联挑衅的基本前提——柏林局势的确“不正常”。“它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停火、军事停火、停战协定带来的结果，它很奇特地让少数一群自由人民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其挑衅行动，或以他得到的一系列暗示为基础形成若干“妥协”，其后果会如何恐怕不堪设想。幸好是赫鲁晓夫的注意力未能持续，他对苏联本身相对实力的评估不确，加上或许苏联领导人内部的分裂，全都显示着苏联行动怪异的、不确定的特质。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反反复复，几次最后期限到了，也没有坚持他的要求非得被满足不可，或者盟国非和苏联谈判不可。前者可以暴露出盟国究竟有多坚定；后者则至少可以测试英、美究竟有多少意愿肯修正对柏林通路以及西柏林地位的立场。赫鲁晓夫不能坚持其目标，使得大西洋同盟避免或许是它最大危机的考验。
赫鲁晓夫对于对峙冲突或谈判和解都没有持续一贯立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国家对苏联制度是否运转正常颇有疑念。以发动核战争做胁迫，并且挑战欧洲现状，都没有发展一个策略去寻致外交摊牌，透露出20年之后苏联制度半瘫痪的征兆。赫鲁晓夫显然陷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鹰、鸽两派之间，举棋难定。鹰派相信他吹嘘的均势已变得对苏联有利，而认为西方让步不够；鸽派明白真正的军力实况，不愿轻易冒险激怒美国。
在这个奇怪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