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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命运与选择的自由，既然我们说到了牌，我还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菲利普，穆斯曼家里的乌克兰车夫，有个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儿子叫安东，乌溜溜的眼睛像黑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嘴角微微向下，仿佛流露出蔑视与力量，宽肩膀，声音低沉，像头公牛，安东吼叫时，多屉柜上的玻璃杯叮当作响。每次上街从女孩子身边经过，安东故意放慢脚步，女孩子无意识地加快了步伐，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了。我记得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我们姐妹和女孩朋友们，是谁为了安东稍稍整理了自己的衬衫？是谁为了安东头上戴花？是谁为了安东穿上百褶裙和雪白的短袜出去到大街上溜达？
在都宾斯卡大街，与我们毗邻的是工程师斯泰来斯基，拉夫佐娃公主的侄子，你外公十二岁上便被送去和他一起工作。正是这个可怜的工程师建起了磨坊，爸爸开始为他干活，最终买了他的全部产权。一天，他的妻子伊拉，伊里娜·马特维耶夫纳起身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她只是拎着一只蓝色的小皮箱直接私奔到对面的棚屋，那棚屋是马车夫菲利普的儿子安东在我们前花园外的建筑群边上为自己造的，实际上是在奶牛吃草的野地里。她从自己的丈夫那里逃跑，确实事出有因——他可能是有几分天才特征的人物，但是他是个醉醺醺的天才，有时他打牌时把她输掉，也就是他把她交出去一夜，代替输掉的钱，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记得自己曾就这件事情问过我的母亲，她脸色惨白，对我说，索尼耶奇卡！你真不害臊！别说了，听见了没有？从现在开始，不要想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去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索尼耶奇卡，一个女孩子即便只在心里想想那样的事，也会浑身上下长毛，她开始像男人一样声音丑陋深沉，这之后没有人愿意娶她。
那些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那么真实情况呢？我本人一点也不愿意想这样的事情，想一个女人不得不在深夜被某个醉醺醺的家伙带到一个肮脏的棚屋充当奖品，想被丈夫输掉的许许多多女人的命运。因为还有其他输掉女人的方式，不只是在打牌的时候！但是思想与电视不同，看电视时如果看到不愉快的东西，你只是按一下按钮，逃到另一个节目，令人不快的思想就像花椰菜里的虫卵！
索妮娅姨妈记得伊拉·斯泰来斯基是个体弱娇小的女人，长着张甜甜的有些令人惊讶的脸蛋。
她在安东的棚屋里住了几个月，也许有半年，她的工程师丈夫禁止孩子们去她那里，甚至她打招呼时孩子们也不许回答，但是他们每天可以从远处看见她，她也可以看见他们。她的丈夫斯泰来斯基也一直可以从远处看见她在安东的棚屋。安东喜欢把伊拉从地上提起来，虽然生了两个孩子，她仍然拥有十六岁少女般苗条优美的身材，他喜欢把她像只小狗那样托在手上，一圈一圈地抡她旋转，把她抛出去而后抓住，单腿跳，单腿跳，再来一个，伊拉常常害怕得尖叫，用小拳头连连击打他，几乎都算不上给他挠痒痒。安东像公牛一样强壮，要是咱家马车上的辕杆弯了，他可以赤手空拳把它扳直。真是一场没有语词的活生生的悲剧。伊拉·斯泰来斯基每天可以看见对面的家，孩子和丈夫，他们每天也能从远处看见她。
一次这个不幸的女人喝酒过量，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喝了，唉，她又一次藏在家门后面，等候着小女儿吉拉放学回家。
我碰巧路过那里，从近处看到吉鲁奇卡不愿意让母亲抱自己，因为父亲禁止她们之间有任何接触。孩子害怕父亲，她甚至不敢向母亲说一句话，她推她，踢她，大喊救命，直到卡西米尔、工程师斯泰来斯基的男仆听到她的呼喊声来到台阶上。他立刻开始向她挥动双手，就是这个样子，像轰赶鸡群那样发出嘘的声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伊拉·斯泰来斯基怎样哭着离去，她不像一位女士那样默默地哭，不，她哭得像个女仆，哭得像个农民，发出可怕野蛮的号叫，像狗崽被人抢走并当着她的面杀死的母狗。
托尔斯泰笔下有类似的东西，你肯定记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次安娜悄悄走进家里，而卡列宁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她想办法溜进一度属于她的家，甚至想办法看看儿子，但是仆人们把她赶走了。只是托尔斯泰的描写不如我看到的那幕场景残酷，当伊里娜·马特维耶夫纳从卡西米尔仆人那里跑开时，她经过我身边，和坐在这里的你离我一样近……我们毕竟是邻居……可她没有和我打招呼，我听见她时断时续的哭号，嗅到她的呼吸，我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已经神志不清了。从她的神态，她哭叫的样子，她走路的姿势，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某种死亡迹象。
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安东把她扔了出来，或更确切地说，安东自己去了别的村子。伊里娜回到家里，她向丈夫下跪，显然工程师斯泰来斯基可怜她，重新收留了她，但没过多久，他们把她送到医院，最后，几个男护士把她的眼睛和胳膊用绷带缚住，强行送进考维尔的一家精神病院。我能够想见她的眼睛，就连现在我对你讲话时我都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真是奇怪，八十年过去了，大屠杀都发生了，这里也发生了所有的战争，发生了我们自己的悲剧和疾病，除我之外大家都死了，即便如此，她的眼睛仍然像一副尖利的织针刺穿着我的心房。
伊拉一次次地回到斯泰来斯基的家里，她已经平静下来。她照顾孩子，甚至在花园里栽种玫瑰，喂鸟，喂猫，但有一天她再次逃跑，跑到了森林里，他们把她捉回后几天，她拿了一罐汽油，去了安东在牧场里为自己造的那间棚屋。棚屋顶铺着柏油纸，安东很长时间不住在那里了，她点燃一根火柴，把棚屋连同他的破衣烂衫以及她本人一同化为灰烬。在冬天，白雪覆盖了一切，烧毁了的棚屋那黑漆漆的房梁钻出白雪，像沾满煤灰的手指指向白云和森林。
过了一段时间，斯泰来斯基工程师精神失常，做了件不折不扣的大蠢事：他再次结婚，失去了所有的金钱，最后竟然把磨坊股份卖给了爸爸。你外公在这之前已经设法买下了拉夫佐娃公主的股份。试想他最初在她家里当学徒，只是个农奴，一个失去生母又被继母赶出家门的男孩，年仅十二岁半。
现在，你自己瞧瞧命运为我们勾勒出多么奇怪的圆周，你失去母亲时不也恰恰是十二岁半吗？正像你的外公。尽管他们没有把你租给某个半疯狂的地主，但你被送到了基布兹。别觉得我不知道对于一个没出生在基布兹的孩子来说来基布兹意味着什么，那里不是天堂。你外公在十五岁那年已经真正为拉夫佐娃公主掌管磨坊了，你在同一年龄里写诗。几年后整个磨坊归爸爸所有，而他在心底里一直鄙视财富。他不光鄙夷财富，也为财富感到窒息。我父亲，你外公，执着，有眼光，慷慨，甚至有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他只缺少运气。
23
在花园四周，索妮娅姨妈说，我们有尖桩篱栅，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成白色。树木的根部每年也要涂上白色防虫。篱栅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去，通向广场。每星期一吉卜赛女人会来。她们经常把上了油彩、轱辘巨大的大篷车停在那里，靠广场一边支起油布帐篷。漂亮的吉卜赛女人赤着脚挨家挨户走，她们到厨房用纸牌算命，清洁厕所，唱歌，为的是挣得几个戈比，也会趁你不注意，小偷小摸。她们从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我跟你说过，在住宅一侧——来到我们家。
后门径直通向我们的厨房，厨房很大，比这套房子都大，厨房中央有张桌子和十六把椅子。有个带十二个大小不一搁架的厨灶，安有黄门的碗橱，以及大量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我记得我们有个长长的大盘子，你可以把一整条鱼用叶子包上放在里面，周围再放上米饭和胡萝卜。那只盘子怎么样了？天晓得！它也许正在装饰着某个胖农民的餐具柜。角落里有个看台，旁边放有带软垫的扶手椅和一张小桌子，那里总放有一杯香甜的水果茶。这是妈妈……你外祖母……的宝座，她会坐在那里，有时会手扶椅背站在那里，像站在船头的船长，向厨子、女佣以及任何走进厨房里的人发号施令。她的小看台安排得不仅能够鸟瞰厨房，还可以对左边一目了然，通过房门看到走廊，进而可以观察到通往所有房间的门，右边也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侧面的餐厅和女佣的房间，卡西尼亚和她漂亮的女儿多拉就住在女佣的房间里。用这种方法，她可以从她的有利地形——我们都管那里叫作拿破仑山——来指挥她的整个战场。
有时，妈妈站在那里把鸡蛋打碎放进一个小盆里，让哈娅、范妮娅和我吞下生蛋黄，数量多得让我们生厌，因为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蛋黄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少生病。那时候没人听说过胆固醇。让范妮娅，你妈妈，吞下的蛋黄最多，因为她一直是最弱最苍白的孩子。
在我们三姐妹中，你妈妈受我们母亲的气最多。我们母亲是个说话尖声刺耳、有点军事化的女性，就像个军士。她从早到晚不住地啜饮水果茶，下达指示与命令。她有些吝啬的习惯令爸爸大光其火，她确实过于吝啬，但多数情况下爸爸只是提防她，不和她计较，这让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站在他一边，因为他是正确的。妈妈经常用满是灰尘的布单把扶手椅和精制的家具盖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客厅仿佛总是幽灵密布。妈妈连一丁点儿灰尘都非常害怕。她做过这样的噩梦：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进来，走在她漂亮的扶手椅上。
妈妈把瓷器和水晶器皿藏起来，只有当我们邀请重要的客人或过新年、过逾越节时才全部拿出来，撤去客厅里沾满灰尘的布单。我们对此也深恶痛绝。你妈妈尤其痛恨虚伪：有时我们按照犹太教规准备食品，有时则不；有时我们去犹太会堂，有时则不；有时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有时又把财富藏在白裹尸布下。范妮娅甚至比我们更支持爸爸，反抗妈妈的专横。我认为他，爸爸，也尤其喜欢范妮娅，然而我无法证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男人，从没有过任何偏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外公这样如此憎恨伤害他人感情的人。即使是对恶棍，他也总是尽量不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在犹太教里，使人苦恼甚至比令人流血更为糟糕，他是个从不伤人的人。从不。
妈妈用意第绪语和爸爸争论。多数情况下他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交谈，但是吵架时只用意第绪语。对我们这几个女儿，对爸爸的生意伙伴，对房客、女仆、厨子和马车夫，他们只讲俄语。他们和波兰官员讲波兰语。（在罗夫诺被波兰吞并后，新政权坚持让大家讲波兰语。）
在我们的塔勒布特学校，几乎只讲希伯来语。我们三个姐妹，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和俄语。多数情况下讲希伯来语，于是父母听不懂我们的谈话。我们之间从来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