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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刷、卫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斜倚门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挂在卫生间的蓝围裙，嗤啦一声，塞进一个口袋里。也许当犹太邻居被强行带走塞进闷罐车里时，笃信基督教的邻居就这样站在那里观望，目瞪口呆，因为情绪激动，不知道心中想些什么。他把这些袋子送到哪里去，是捐献给临时难民营里的穷人，还是捐给那年冬天遭受水灾的受难者，他从未跟我说过。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只是在一年以后，爸爸的新夫人住进来时，出现了六只朴素的发夹，这包发夹，不知何故设法在床头柜和衣橱间的狭小缝隙里留存下来，并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
清洁工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爸爸和我逐渐每天晚上在厨房举行日常工作会议。我开始简要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他给我讲那天站在书架当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罗滕斯特莱恩进行的有趣谈话。我们就政治形势、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埃及发动的军事政变交换意见。我们又在厨房挂起了卡片，写下——现在笔迹已经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杂货店或蔬菜水果店买些什么，我们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发，或者是给莉兰卡阿姨买小礼物祝贺她获得了新文凭，或者给施罗密特奶奶买小礼物祝贺她过生日，具体数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几个月之后，爸爸重新恢复了擦鞋的习惯，皮鞋在电灯光的照射下直至闪闪发光，而且晚上七点钟刮脸，穿上浆过的衬衫，系上丝绸领带，把头发润湿后向后梳，喷洒须后水，出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讨论工作”。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约以停火线沿线无人区和雷区周围的隔离墙。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时，我低声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注释】
＇1＇ 见《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8节。
62
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亲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就以色列针对纳粹时期遇难犹太人财产损失是否应该索赔或接受德国赔偿争论。一些人赞同大卫·本——古里安，不允许杀人犯继承掠去的犹太人财产，当然要以货币形式全部归还以色列，帮助接纳大屠杀幸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对党领袖贝京为首，痛苦并愤怒地宣称，受难者唯一的国家廉价地向德国出售赦免券，以换取带有血腥气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个以色列暴雨滂沱，几乎不见停歇。阿亚龙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扑岸，淹没了特拉维夫的莫提费奥地区，并有即将淹没其他地区的危险。滔滔洪水给临时难民营造成了极大破坏，帐篷、瓦楞铁或帆布棚屋里挤满了从阿拉伯国家逃来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还有逃脱希特勒魔爪从东欧、巴尔干来的犹太难民。有些难民营已经遭洪水阻隔，濒临饥饿与瘟疫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还不到四岁，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的难民。以色列由于在防卫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上接纳难民，还由于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管理体制笨拙，因此国库空虚，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濒临崩溃边缘。那周周初，财政部长大卫·霍洛维茨肩负紧急使命飞往美国，希望一两天之内得到一千万美金的短期贷款以战胜灾难。父亲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和我讨论了所有问题。他星期四把母亲送到了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在那里过了一夜，星期五回来后，从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坚持爬起来上学。奶奶建议我们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安息日，她认为我们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种病毒。但是我们愿意回家。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亲决定真诚地、如成年人对成年人那样向我汇报说，一到哈娅姨妈家，母亲的精神状态就有所好转，星期四晚上他们四人一起到迪赞高夫大街和杰伯廷斯基大街交界处的一个小咖啡馆，离哈娅和茨维的家只有几步路。他们只打算待一会儿，可一直在那里坐到打烊。茨维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医院生活，妈妈脸色见好，加入谈话，那天夜里，她睡了几个小时，然而到后半夜，她显然醒来，坐到厨房里，以免打搅大家。早晨，当父亲和她告别回耶路撒冷去上几小时的班时，母亲许诺，没必要为她担心，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要他好好照顾孩子，昨天他们来特拉维夫时，她觉得孩子感冒了。
父亲说：
“母亲说你感冒非常正确，我们希望，她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很正确。”
我说：
“我只剩一点作业没做了。我做完作业，你有时间跟我往集邮册里粘些新邮票吗？”
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没有停息。父亲和我一连几个小时专注于集邮。我们有时头碰头。我们把邮票同大厚本不列颠目录上的图片一一比较，父亲给它在集邮册里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与以前的邮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页。星期六下午，我们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近来成为妈妈病床的床上。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休息之后去他们家，吃浸泡在金黄色调味汁里的鱼饼冻，周围撒上一圈煮胡萝卜片，但是我们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因此决定最好待在家里。天空阴霾，我们四点钟就得开灯。父亲坐在书桌旁，为写一篇已经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两个小时，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埋头于书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时，我躺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看一本书。后来，我们玩国际跳棋：父亲赢了一盘，我赢了一盘，第三盘我们打平了。很难说是父亲打算要这种结果，还是听其自然。我们吃了一点甜点，喝些热茶，我们都从妈妈的药堆里拿了两片药来帮助抗击感冒。后来我上床睡觉，我们都在早晨六点钟起来，七点钟，药店老板的女儿茨皮来告诉我们，有人从特拉维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过十分钟再打来，请克劳斯纳先生立即赶到药店里，她爸爸让她说，可能有急事。
哈娅姨妈告诉我，在茨阿哈龙医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维姨父，星期五从医院里请了一位专家，他主动下班后专程赶来。专家不慌不忙给妈妈做全面检查，停下来和她聊天，接着又继续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说她疲倦、紧张，身体有点透支。除失眠外，他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倘若我们能像取出扁桃体与阑尾那样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满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认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做检查没多大必要，但是也不会有坏处。他建议彻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尤其重要的是，他说，病人应该每天至少出去一个甚至两个小时，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带上伞，就在城里转转，看看商店的橱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也给她开了些强度很大的新安眠药，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医生开的新药更新，强度更大。茨维姨父急忙赶到布格拉绍夫大街的药房里买药，因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药房都因过安息日已经关门了。
星期五晚上，索妮娅姨妈和布玛拿来一只带把的马口铁食盒，里面装着给大家做的汤和水果蜜饯。三姐妹挤到小厨房里，大约花了一个小时准备晚饭。索妮娅姨妈建议母亲跟她住到维塞利大街，让哈娅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哈娅姨妈不听，甚至告诉小妹妹打消这种怪念头。索妮娅对这样的呵斥有些恼火，但什么也没说。索妮娅姨妈的不快使安息日餐桌的气氛有些沉郁。妈妈似乎充当起爸爸平时充当的角色，试图把谈话继续下去。晚饭后，她抱怨说累了，为自己无力帮忙收拾餐桌洗碗向茨维和哈娅致歉。她吃了特拉维夫专家开的新药，为稳妥起见，又吃了耶路撒冷专家给她开的新药。她十点钟沉沉入睡，但两个小时后便醒来，在厨房给自己弄了杯浓咖啡，坐在厨房凳子上，度过余下的夜晚。就在“独立战争”前，我母亲待的房间租给了哈加纳情报机构首领伊戈尔·亚丁，后来以色列建国后，亚丁成了大将军亚丁，以色列国防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军事行动指挥，但仍然租赁那个房间。因此，我母亲那天晚上待的厨房，还有头天晚上待的厨房，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厨房，因为在战争中，那里举行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对战争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母亲在那个漫漫长夜，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时是否想到这些，或即使她想到了是否对它感兴趣，还是个疑问。
安息日早晨她告诉哈娅和茨维，她决定接受专家的建议，散散步，看看年轻英俊的小伙，听医生的话。她跟姐姐借了把雨伞，一双胶鞋，冒雨出去散步。那个阴湿风疾的安息日早晨，特拉维夫北部的街道上肯定人不多。1952年1月5日那天早晨，特拉维夫的气温是五到六摄氏度。母亲早上八点或八点半离开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家，她也许横穿本——耶胡达大街左转，或北上朝诺尔道大街走去。在走路时，她几乎没看见任何商店橱窗，只看到特努瓦乳牛奶公司暗淡无光的橱窗，玻璃板内是一份用四条棕色胶纸固定住的淡绿色的海报，一个丰满的农村姑娘站在绿茵前面，头顶上，与明亮蓝天相得益彰的是令人快乐的词语：“早一杯奶，晚一杯奶，生活健康欢快。”那年冬天，本——耶胡达大街的住宅楼与住宅楼之间还有许多空地，还有残存的沙丘，到处是死去的蓟草、海葱，上面密密麻麻一层白蜗牛，还有碎铁和雨水浸泡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