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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哥还没去台湾？”澳妹问颜俊杰。
颜俊杰的两手不住发抖，说澳妹跟当年的阿凤简直一模一样。
当晚大哥回到泉州。柯子炎在师部会议室里抽烟，等着，有事报告。
“找到吴春河了？”大哥问。
没发现人，但是发现了电台。特务在他们的技术侦察中查获了电台信号，它已经送到了山上游击队手中。
“谁把它送上去的？”
他们分析有可能是钱世康。也许钱金凤被宪兵枪杀前把电台下落交代给他了。
“要是钱世康知道下落，电台早就上山了，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大哥怀疑。
柯子炎无语。
“找到吴春河。”大哥说，“他会知道。”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特殊使命
特务进门时，我看到母亲两个眼睛里全是怒火。
她张嘴就骂。母亲骂人有技巧，特务穿着黄色军服，不像上次是黑衣便装，母亲就骂太阳从西边出来，乌鸦换了毛，涂一身大粪还是乌鸦，变不了喜鹊。
特务组长刘树木管母亲叫“阿婶”，他满脸带笑：“阿婶，有话好说。”
母亲破口大骂：“死无埋的！你还我阿凤！”
刘树木分辩，钱金凤之死是宪兵开的枪，不是他们。
母亲不听，转骂为詈，这时候不需要技巧，往死里骂就行。母亲说老天有眼，打枪的该死的老虎咬恶狗啃油锅炸雷公劈千刀万剐开膛破肚，挺尸去吧。
刘树木对母亲的詈骂充耳不闻，待她骂够了才说明用意：“我们来请钱玉凤小姐。”
“你敢！”
我把母亲拉住，问刘树木：“凭什么抓我？”
刘树木让我不要误会，他们不抓我，有件事请我相帮。在这里不好说，让我跟他们去，他们的车在巷子口等着。
“自己去死！”母亲骂，“我们不去。”
特务说不劳烦老人，就请钱小姐一个。老人家放心，他们保证钱小姐安全。
母亲抓起门后的扫帚，高举在手里驱赶特务，对方不马上滚开，她就扫帚沾屎，当头痛击，打鬼出门。
刘树木说：“阿婶不要急，长官手令在这里。”
“死你长官。”
“是你儿子。”
他们真的带有一张字条，是大哥写给母亲的亲笔信，说明让刘树木组长到厦门家中问安，请命澳妹由刘组长护送来泉，有要事相商。明日由他们再将澳妹护送回厦。
我把大哥的字条读给母亲听，解释了信中的意思。母亲不信：“可是你大哥的字？”
我看了签名，还有日期，不会错，是大哥今天写的。
“我们不去。”母亲拒绝。
特务再三说明，钱长官交代的事不能有误。以往如有不周请多包涵，眼下还宜速速动身，钱长官在那边等着呢，不要让他们为难。
我感觉奇怪，大哥突然派特务来接我，这是为什么？我在大哥的眼里总没长大，怎么忽然会拿要事跟我相商？大哥要做什么呢？我非常困惑。
我决定跟刘树木走，因为不能不走。我让特务先出去，在门外等候，不要待在家里让母亲不快活，待我跟母亲说好，就跟他们一块走。
母亲说：“咱们不管他们。”
我说：“阿姆别担心，没事。”
大哥让他们来，事情没办成他们不会走，让他们蚊子似的在这里嗡嗡，多烦人。大哥相请去就去吧。也许大哥那里有姐夫或者亚明的消息？
母亲被我说服了。
我上了特务的车，跟着他们到了泉州。一路上他们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不问，到泉州后直接把我送到大哥那里。
大哥说：“来了好。”
大哥要干什么呢？他不直接说。时间已是中午，他要我先吃饭。勤务兵给我们打来饭菜，大哥让他们走开，只有我们兄妹俩在办公室吃饭。吃饭时大哥什么都没说，饭后他让勤务兵进屋来。
“去搞几根台湾仔。”大哥下令。
勤务兵一会儿就回来了，用麻草扎着一捆甘蔗，每根都有一尺来长，大半截甘蔗皮已经拿刀削光，留下了一小截皮不削，供手握，这就是大哥所说的“台湾仔”。我们这里有两种甘蔗，一种果蔗比较软，好用牙啃；另一种甘蔗比较硬，不好啃，但是更甜，主要用来榨糖，原产台湾，蔗农从台湾引到闽南种植，本地人简称“台湾仔”，即台湾品种甘蔗。大哥知道我爱啃甘蔗，我的牙好，从不怕甘蔗硬。
我们兄妹一边啃甘蔗一边说话，没说几句我就啃不下了：大哥可不是没事请我吃甘蔗，他是办案子呢，办的是大姐出事之案，他要知道底细。
“金凤在漳州跟你说过那个皮箱没有？”大哥问。
我没留意大姐的皮箱，她自己一字未提，直到那天早晨特务闯进旅馆客房把我弄醒，打开皮箱查什么电台，我才发现里边全是我的旧课本。
大哥说大姐留了个心眼，把跟踪的特务糊弄了。电台让她藏了起来，特务遍地搜查，无处寻找，也不知道大姐是怎么藏怎么安排的。现在这部电台已经给送上山，送到地下党游击队手里了。
这些事我统统不知道，大姐从不告诉我她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她保护你，知道越少对你越好。”大哥说。
大哥还问姐夫，当天大姐跟我提起过姐夫没有？那种时候大姐应当会交代一些事，丈夫啊，儿子啊，什么都没说吗？
我记得她提到了亚明，说到要好好活下去。但是没提到姐夫。大姐还跟我讲起父亲，她特地去找大舅问了父亲的一些旧事。
“不只说这些吧？”
大哥问大姐是不是交代我，如果出事，无论谁问，只答不知道，什么都不要说？
“大哥问这些做什么？”
他认为大姐是对的。出事后我被特务抓去关，受审讯，确实什么都不能说。但是对大哥不能隐瞒，大哥问我这些是为了把事情弄明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说得越清楚，才会越安全。大哥想知道是谁给大姐报的信，大姐从漳州跑回厦门救三哥，肯定有个人给大姐报了信，这个人就是澳妹，对不对？
我不吭声。
特务怀疑是我给大姐报信，我始终不承认，如果我承认，那么是谁把消息告诉我？谁让我来通知大姐？我怎么回答？尽管我不承认，特务还是认定我是信使，大哥显然也不相信我纯属无辜。大哥把我从特务手里救出来时什么都不问，现在忽然亲自要来追查这个，跟那些特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答应过金凤，保证什么都不说，是吗？”大哥问。
“大姐没让我答应什么。”我说。
大哥说人应当信守承诺，如果答应过什么，那就应当做到。所谓一诺千金，有的诺言确是生死相约，无论生死都不能违背。
“大哥生死相约过什么？”
“我问你呢。”
“大哥不能光逼我。”
他不逼了，让我吃甘蔗，也说说他自己。他身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军令非儿戏，军人的任务往往就是赴死，死了一笔勾销，活着就得完成任务。
“大哥现在有什么任务呢？”
他要保护我。他告诉我守信与说实话其实不矛盾，主要看面对谁。对特务不能说，对大哥应该说，因为大哥是自家人，了解情况是为了保护我。大姐已经过世了，他只剩下我一个妹妹，失去了大妹，不能再失去澳妹。
“大哥不要逼我。”我求他。
他说不是逼，是保护。大姐这件事跟我肯定有关，傻瓜都骗不了，别说骗那些特务。这件事还没完，我太年轻，缺乏经验，自己对付不了，只有他可以帮我解决。我要是瞒着他，一旦有麻烦只怕措手不及，甚至不可收拾。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你就实说。”
他穷追不舍，究竟是谁让我去找大姐？这个人跟老三阿康是同伙，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我的熟人，二是我认识的人，三是陌生人。他推测最大可能是陌生人，对方安排一个我熟悉的、我认识的人来找我并不难，但是让陌生人找我，对双方最安全。
“我说得对吧？”他问。
我终于点了头。很勉强，无可奈何。
“很好，不相信自己的大哥，你还相信谁？”他鼓励我，“吃。”
他让我吃甘蔗，同时把情况一点一点从我嘴里问出来。我真不是大哥的对手，他非常自信，胸有成竹，总是能让我说话。我心里很矛盾，如果不是大哥，我可能还被关在牢房里，我亲眼目睹他为大姐之死愤怒不已，对特务痛加收拾，所以我应当相信他。但是他又穿着上校军服，嘴上自称“老共”，实际却跟柯子炎这些特务伙在一起“剿共”，特务逼着我说的东西，他也要我说，特务没能让我招供，他却办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办了件蠢事，只能庆幸自己确实所知甚少。
我对大哥讲了教学大楼外把我叫住的陌生人，以及他跟我说的话。
大哥再次问起姐夫：“陌生人提到吴春河吗？”
“没有。只讲三哥。”
大哥总是忘不了查核姐夫。姐夫和大姐是一对，与大姐有关，通常也与姐夫相关，这个道理不错，但是大哥对姐夫的警觉似乎不仅于此。
大哥问陌生人长什么样子？什么口音？我摇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感觉特别意外，脑子里很乱，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年轻人，模样像学生。
“后来你是不是又见过他？”
“没有。”
“假如再让你遇到，想得起来吗？”
“应当会。”
大哥示意我起身，跟他走。我握着啃了一半的甘蔗跟他走到办公室的后窗边，他推开玻璃窗，把我手中的甘蔗接走，塞了一架望远镜给我。大哥这座楼的后窗下是操场，操场围有砖墙，有辆军车停在对面操场边，车下有一群人。大哥让我用望远镜看，我在望远镜里认出矮胖子特务组长刘树木，他站在车下，指挥特务把几个人推下军车，拖到操场边砖墙下站成一排。有一队士兵站在侧面，手持步枪，监控操场。
我大吃一惊：“大哥这是什么！”
“没事。”
这哪里没事！被推下军车的那几个人都是囚犯，都用绳索捆着双臂。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人，都很年轻，有几个头上身上还带着伤。大哥给我的军用望远镜非常清晰，那四个人在我眼前一一晃过，我几乎可以看清他们脸上的毛孔。
大哥问：“有那个人吗？”
我非常意外，当即把望远镜放下不看，同时抗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别管大哥做什么，澳妹说实话。”他说。
操场对面那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很特别。
十几天前，有一个中年人从台湾高雄坐轮船来到厦门，在厦门一座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晚上，而后离开厦门去了同安。同安县城外二十里地有一所乡村中学，位置比较偏僻，中年人搭乘一辆载客自行车去了那所中学，当晚留宿在学校里。
那天午夜，有七八个偷袭者悄悄越墙而入，从外头跳进学校，摸进中年人所住客房，却不料中年人非常警觉，听到动静立刻从床上翻起，从房间后窗跳窗逃出。偷袭方早有准备，在后窗下埋伏了两个人，中年人一落地就被两个设伏者按在地上。
中年人极强壮，趁着月光拳打脚踢，竟然反过来把两个对手打趴于地。其他偷袭者听到后窗打斗动静，迅速赶过来，中年人转身往围墙边跑，几个偷袭者在后头紧追。那围墙有个缺口，袭击者怕中年人越墙逃出，一起举枪射击，中年人身中数弹，被打死于围墙下。
当晚的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