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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了，在屋子里跳脚：“阿姆！”
母亲逼我说实话。眼下兵荒马乱，厦门岛上到处大兵，都说共军还没有到，岛外已经遍地“土共”。这种时候为什么离开厦门？找死吗？有什么事不许瞒她，乖乖说，她绝对不让我不明不白离开家门。
我急得失声哭泣：“阿姆害我啊！”
“到底为什么？”
我咬定没有其它，就是野外采集，考试。
母亲说：“骗不了我。”
“阿姆怕我去投共？”
“你敢！”
我说我们家的人都敢，只有我不敢。如果我想投共，在厦门就做得到，不必跑到外边。如果真要到外边投共，我拔腿就走，绝不回家跟阿姆费舌头。如果我要投共，哪怕阿姆把我关起来，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关我一辈子，哪一天放我出去，我还照样跑去投共。
“你找死啊！”
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打响：“钱玉凤！钱玉凤迟到了！”
母亲放下我，走过去打开大门，外边站着一个同学，肩上扛着一支采集杆。这个人不是我的同学，是孙力他们系的，膳食委员会学生代表，负责监督采买。他从伙房借一辆拉米拉菜的三轮车，送我和孙力离校。我回家看母亲，拖了这么长时间，迟迟不出门，孙力坐立不安，他不能出面，因为母亲认识他，于是派这位同学前来察看究竟。为保险起见，孙力让他把采集杆扛过来，这把采集杆放在三轮车上，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掩护物。
母亲看到采集杆，愣了一下：“真是去抓虫子？”
我大叫：“不是！我们去投……”
母亲大喝：“乱说！”
她怕我的嚷嚷让人听到，惹出麻烦。其实我只是吓她，哪里会公然宣布自己去“投共”。我被那支采集杆救了，母亲终于不再阻挠，放我离开家门。我做气呼呼状，头也不回快步而去，母亲在我身后喊了一句：“澳妹早点回家！阿姆等你！”
她语音里充满了焦虑、不安与无奈，我的眼泪哗啦一下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此刻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
我们上了那辆三轮车，同学拉着我和孙力，匆匆赶往码头。三轮车上有我们的简单行李，以及一个藤箱子，箱子是细藤条编织，结实坚固，闪着桐油的光泽。
这个藤箱挺沉，里边装着我们外出采集、化验需要的仪器。所谓的仪器其实就是孙力从我们家水井里钩出来的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带出厦门。这部电台穿越海峡波浪，从台湾来到厦门，三哥为它历险，大姐因它牺牲，大哥追查其下落，姐夫破解其谜团，现在要由我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几天前孙力跑到我家，下井找到电台，宪兵突然上门，孙力把电台又藏回井下。前天清晨母亲出门买菜，孙力和一个同伴按事先约定早早守在我们家近侧，母亲一走，我就把孙力放进家门，自己站在大门口给他看风放哨。转眼间孙力从水井里把电台再钩出来，装进一只竹筐搬出我家，放在门外三轮车上，跟我道别，匆匆离去。
那时孙力交代：“你三哥让你一起走。”
“去哪里？”
“你想去的地方。等我通知。”
我满心忐忑，又满心期待。我知道他说的是去哪里。
今天上午我们终于出发，有一批同学同行，大家各自行动，分头离校，于码头会合，上了开往海澄的小客轮。有位女生坐在我的座位边，她给我递来一把花伞，还有一个包，包里有一件花衣服和一双高跟鞋。
我很诧异。
孙力小声道：“穿上。”
“为什么？”
“包里有证件。”
那只藤箱被塞在我的座位底下。
客轮开航前，水警进船舱检查，查证件，也查可疑行李。水警走到面前时，我吓得手脚冰凉。我装作看报纸，强忍着紧张，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式套子，头也不抬就递过去。那套子里装着他们为我准备的证件，是一本护照，国民政府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馆发给的归国华侨护照，护照照片里的姑娘跟我有点像。水警从套子里抽出证件，只抽一半，看了看就递还给我。
“侨生？”
我点点头。水警没有查我座位下的藤箱。
客轮开航，中午靠岸海澄码头，这个码头盘查很严，警察把守在出口处，查旅客也查行李。有几个挑夫跳上船抢搬行李，孙力指指藤箱，一个挑夫扛上就走，我追在后边连叫小心。挑夫在我前边大步往前跑，警察拦住他，他朝后边一指，说是“番客妹”的“对象”，也就是海外归侨姑娘的东西。警察转眼看我，挑夫趁机钻出门去。
东西躲过检查，我们顺利出了码头。
当时已经过午，大家都饿了，孙力领我们进了街边一家小饭馆，让店主给大家各煮一碗面。孙力交代我们赶紧吃，等他，自己转身离开。他是负责人，得先去接头。
他一走就出事了。
我们埋头吃面。坐了一上午船，一路紧张，感觉特别饿，店家把面端上来，大家一人一碗只顾吃。我的座位靠里，面对窗子，窗外就是街道，吃着吃着感觉热，我停了筷子，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就呆住了。
窗子边站着个人，目不转睛看着我。
这是个矮胖子，着便衣，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是特务组长刘树木。
我知道大事不好，当时整个人慌了。
刘树木离开窗子，抬脚从门口走进小饭馆。他一进门我更慌了：原来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人我没见过，可能是本地警察，穿黑色警服，瘦高个儿，小脸，一顶帽子几乎盖住半个头，看上去还很年轻。
“都是什么人？干什么？”刘树木看着我发问。
桌边的同学一起放下碗，大家面面相觑。
“说。”刘树木追问。
瘦警察站在他身后，手按在腰间枪套上，木偶般一声不响。
一个男生回答：“我们从厦门来。”
“你住嘴。”
刘树木不让别人回答，指着要我说。我强压紧张回答，说这屋里都是厦大学生，到海澄没什么事，找同学玩。
“假话。”
他命令我们站起来。我们互相看看，一起站起身。
我们的行李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邻桌椅子上。藤条箱比较显眼，我们把它藏在饭桌下，大家围着饭桌，十几条腿一遮，谁也看不见。
现在他们看见了。
“桌子下是什么？”
“东西。”我说。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想哭。这时候哭不顶用，不哭又能怎么办？身边几个同学跟我差不多，都不知如何是好。
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就在近处，砰砰两枪，然后又是两枪。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大乱，有人尖叫，有人没命狂奔。一个挑担汉子把担子丢在路旁，一头撞进小饭馆躲避。里边的刘树木和年轻警察也慌了手脚，暂时丢开我们，一起拔枪窜出大门。
我们几个同学抓起自己的行李，走也不得，不走也不得。突然而来的枪声和混乱给我们提供了摆脱特务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机会逃出小饭馆。但是孙力还没有回来，离开时他交代我们在这里等，我们不能和他失散。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接头，不等到他我们无处落脚，无处可去。
猛然地，砰砰又是两枪，然后乒乒乓乓响成一串，枪声震耳欲聋，在我们身边持续轰响。我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几个同学浑身发颤，像是被子弹击中一般。突然有一个人冲进小饭馆，大喝一声：“快走！”
是孙力。
男生们抓起行李，抬起藤箱跑出小饭馆。我和另一个女生没拿东西，跟着跑了出去。我在小饭馆外突然吓了一跳，脑子里“轰”的一下，不禁停住脚步，呆立不动。
地上躺着那个瘦高个年轻警察，他的帽子丢在一旁，喉咙中了一枪，血从伤口喷出，流淌一地，看模样已经死了。刘树木则跑得不知去向。
我见过死人，却没像眼下这么突然，活生生一个人，转眼躺在地上，乍一看到，只觉毛骨悚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惊讶，还有不忍。我在死者身边呆立几秒钟，死者大睁两眼，翻着眼白，好像是盯着我。我下意识地俯下身，抬手在他眼皮上摸了一下，他合上了眼睛。
一个人从旁边窜出来，一把将我揪住。
“傻瓜！”
我一脸茫然：“三哥？”
“快走！”
他拉着我钻进旁边一条巷子。我们进了巷子后部一幢两层民居，穿过民居的厅堂天井直到后门，再从那里窜进另一条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江边，那儿靠着条小船。三哥把我推上船，我们迅即离开。
“孙力呢？”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三哥说：“死了。”
“什么！”
“骗你的。”
他告诉我孙力他们在另一条船上，已经先走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害怕？大家都拼命往前跑，怎么我会站着不动，看地上的死人？太危险了。他们冒险开枪引开敌人，让我们可以趁机逃脱，时间非常紧张，稍迟一点，大队警察和特务会马上包抄过来，我在那里发呆简直就是自己送死。
我不知如何回答，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算了算了。”他学我，“呜呜。”
“臭三哥！”
他不再责备，转而安慰，说我让死警察吓住也不奇怪，“乖女流鼻水”，女孩子头一回嘛，没什么。他们有个新兵，也是大学生，头一次上阵，枪一响还尿裤子呢。经过几场就不一样，人家现在已经是个班长。
“我不是！”我抗议。
他笑：“不是‘流鼻水’，是‘善又水’。”
他夸奖我把电台找到，带出来，立了大功劳。我说不是我，是孙力他们干的。
三哥让我不要不好意思，这里边有我一份。解放军已经打到福建，此刻把电合送上山正是时候，有如雪中送炭。
我没有感到轻松，心里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我问三哥，特务刘树木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从厦门尾随而来？柯子炎是不是也跟着我们？要抓我？
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调动周边特务和警察，发动了几次围捕，想抓住三哥，都没有成功。几天前双方在集美附近短兵相接，打了一场，战斗中柯子炎的特务一死一伤，三哥这边有个战士重伤被俘。被俘战士遭到刑讯，坚持不招，“血手”柯子炎下令用匕首割喉，战士被害于刑室。三哥他们与柯子炎对打，在同安、集美一带频繁露面，动作很多，昨天晚间他们突然隐身，潜到了海澄，为了今天接我们和电台。柯子炎他们急于找到三哥踪迹，分头在九龙江沿岸几个渡口搜查打探，刘树木因此到了海澄。
“如果来的是柯子炎，可没那么简单。”三哥说。
“打死他？”
“我要活的。”
我把特务到我们家搜查的情况告诉三哥，问他是不是姐夫出事了。三哥说姐夫从游击区匆匆返回台湾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安排姐夫和部分人员分批撤回大陆，撤退人员大多顺利到达闽南游击区，姐夫最后走，本来应该到了，但是始终不见，这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台湾那边也没有。特务到处搜查他，可见也没有落入敌手。
“我们还在找他。”三哥说。
我问三哥我怎么办。他让我跟他上山去，游击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可以吗？没报告上级。”
他有些不高兴：“孙力说了。”
他责备我不听话，小小年纪，头脑发热，不知道有多危险，冒冒失失跟上个人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