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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
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
“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
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
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
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
“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
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
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
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
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他问我：“颜俊杰是你什么人？”
我报告了颜俊杰跟我大哥、大姐和我们家的瓜葛。
“你来给他写一封信。”领导说。
解放大军在迅速推进，敌军企图固守福建，特别是闽南。敌人在厦门布防，修筑大量碉堡工事，配置强大火力，决心死守。厦门岛易守难攻，敌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军舰，试图凭借大海阻挡解放步伐，厦门会有一场恶仗，需要准确情报才能制胜。
“这个颜俊杰用得上。”领导说。
颜俊杰作为联络官，到厦门主要事务是处理重要战略物资抢运。此刻厦门岛上集中有许多陆续从各地撤下来的物资，分别由不同部门存放管理。颜俊杰受命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将它们撤运台湾。他不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也能接触到很多军事机密，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颜俊杰是厦门人，早年在厦读书，有许多同学朋友，地下党通过几个渠道策反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前些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以旧日朋友、海外华侨身份去找颜俊杰，谈及当前形势，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弃暗投明，给自己留条后路。颜俊杰说他什么都明白，党国腐败堕落，大势已去，共产党如日中天，气势正旺，谁胜谁败瞎子都看得见。颜俊杰清楚朋友找他谈话的用意，何去何从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家人在台湾，海外还有产业，时候一到他会辞去军职，另谋生路，出国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他对党国已经不存指望，不会为之殉葬，但是也不会如战场上那么多国军军官一样起义投共，他做不来那种事。
朋友说，形势至此，颜俊杰不能只顾自己。眼看厦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双方重兵相争，结果可以料想。厦门跟大陆距离近，解放军不必靠飞机军舰，一人一条汽车轮胎就可以渡海强攻，最终国军不可能守住，解放军必胜。守军的顽抗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只会让两方人员死伤更其惨重，让厦门岛上生灵涂炭。颜俊杰是厦门人，不会愿意自己的家乡亲友受此大难。
颜俊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况，表明自己立场，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居然是我，钱玉凤。他让那位朋友给地下党上级传话，要求让我跟家里联络，最好是送回厦门。他说他跟我们钱家渊源很深，钱家老父是老共，哥姐姐夫也都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有的死了，有的生死不明。他曾经向我大哥承诺保护钱家老小，如果澳妹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他愧见老友。共产党可以让所有人都跟着走，但请手下留情，放过澳妹，别让钱家人再遭灾难。小姑娘涉世未深，女学生在游击队里没有大用，该男人去打仗受苦死伤，别让年轻姑娘去承受。放她一马吧，让她可以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相守。
朋友问：“这小姑娘在游击队里吗？”
颜俊杰有可靠消息，小姑娘在黄狮坑，被游击队派到一个双枪土匪婆那里。
颜俊杰的朋友把话捎到了游击队，领导找我谈话，并没有说颜要求送我回家，只让我给他回一封亲笔信，告知我在此间很好，请他转告母亲不要操心。领导还要求我在信里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为家乡亲友做点好事。
“你的话对他会有影响。”领导说。
我有点担心：“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怎么样？”
“这个考虑对，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颜俊杰看明白就可以。”
我按照领导要求写了信。把信交给领导时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如让我回厦门去。”
“为什么？”
要说服颜俊杰帮助我们，让我去见他，肯定比一封信作用更大。
“你知道危险吧？”
我当然非常清楚。
领导这才明说，接到颜俊杰的口信后，他们研究过，认为把我派回厦门最为有利，满足颜俊杰的要求，可以让颜更愿意合作。我在厦门当面说服劝告，也可以直截了当讲透，肯定比在纸上含糊其辞有用得多。但是此刻厦门是军事重地，敌人严加防范，让我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回去，无异于深人虎穴，风险太大。为我的安全考虑，他们不能放心，所以才决定让我写信。
“你的工作我们已经另有安排。”领导说。
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工作，易太太那里另派人去。让我回机关，主要考虑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本地人，国语土话都会讲，机关里用得上。特别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到来，部队官兵多为山东、江浙人，随军南下干部则多来自山西、河南与河北，他们听不懂本地话，加强联络沟通，很需要我这种干部。让我回机关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全。易太太虽然靠拢我们，毕竟手下鱼龙混杂，我留在那里有危险。
“机关先不必考虑。”我说，“我愿意去厦门。”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跟我三哥说。”
“为什么？”
“他总把我当小孩。”
“他不在，执行任务去了。”
我这才知道三哥阿康早些日子已经下山去了晋江。三哥行前特地找领导汇报，担心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可能会盯上我。因而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
我说：“领导放心，让我回厦门吧。”
他们表扬我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眼神有疑惑。我不知道自己对地下工作几乎什么都不懂吗？不知道危险吗？如此主动要求承担这种任务，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勇敢，我这个人心软，爱哭，如三哥所笑“乖女流鼻水”。我希望自己变得勇敢，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佩服、羡慕哥哥姐姐，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他们总把我当小孩看，不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三哥阿康总说我的任务是将来，好像现在我什么都做不来，听了让我不服。但是我想回厦门，主要还是因为需要，不是不让人小看我。能够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我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要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领导说。
“我会非常小心。”我说，“颜俊杰也会想办法保护我。”
“我们会为你作好安排。但是你自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
我说自己出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座监狱让我一出生就患了乙型脑炎，已经濒死，再死而复生。大姐牺牲后我又被他们关进监狱，我在监狱里掉眼泪，但是没有屈服。我看到一只鸡被杀死都会难受，但是我已经面对了亲人们的相继牺牲。
“我会哭，不会怕死。”我说。
他们决定让我返回厦门，他们还提出离开前让我重新入党。我进游击队已经几个月了，组织关系一直无法接上，我的上级老江无从联系，我们支部的其它同志杳无音信，可能还潜伏在厦门，可能撤往别的游击区，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被敌人捕获，甚至牺牲。如果那样，我将无法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这个问题本可以留到解放后再解决，但是现在我被他们派往厦门，执行危险任务，他们认为应当先把我接纳到他们的系统里。只要我愿意，可以在他们这里重新入党。日后如果找到老江或者其它同志，党龄可以按他们的证明计，如果找不到了，就按照重新入党时间计算。
我笑道：“要这么麻烦吗？”
我没有重新入党，我认为不必要。无论我的组织关系在不在这里，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哪怕身涉险地。
事实上我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原因全部告诉领导。我为什么呢？除了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非常直接，那就是我想念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得眼泪直流，一想到母亲在为我担优，度日如年，我就眼泪汪汪。我的天性如此，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次回厦门非常危险，但是再大的危险也抵不过任务的重要，以及我对母亲的想念。
我被秘密护送回厦门，一路平安，我没有一刻耽搁，直接就跑回家去看母亲。小组里的同志预先把我归来的消息告知颜俊杰，他赶到渔港，把我从家里接到要塞司令部，他的联络官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他告诉我在这里听他安排，他会千方百计保护我。让我回厦门是一步险棋，风险很大，但是他有安排，听他安排就不会有事。
为什么说是险棋？原来与柯子炎有关。柯子炎清楚颜俊杰与我们钱家的关系，曾经利用颜俊杰把一些消息七拐八弯传递给姐夫，想引姐夫上钩落网，此刻故技重演，我在黄狮坑的情况就是他告诉颜俊杰的。他说我被游击队派到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凶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