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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义很紧张：“想把我们拉到哪里？会不会去台湾？”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三哥下了决心：“上船。”
他让联络员陈中乔装离开驻地，迅速返回游击队汇报情况，他自己留在涂营。此刻涂营面临局面非常复杂，不能丢给涂万冈和赵尚义，他必须在这里指挥应对，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胜利。
由于大船无法靠岸，小镇周边这些部队必须乘坐渔船出港，到军舰停泊处靠舰，于海中通过舷梯登上军舰。渔船数量不足，工兵营人员分数批次登船，直到黄昏才全部上了军舰。军舰鸣笛出发。涂万冈和赵尚义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直到大海和陆地被夜色笼罩，他们的表情都极其凝重。
三哥让两位不要紧张，有一句老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一万座山冈，也有一万条路。现在到了海上，除了海水没有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小时候母亲教他的，很简单，就是哭爹叫娘：“阿姆啊！”
他当然是开玩笑。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三哥从天而降
我总想三哥阿康靠什么呢？他这个人有本事，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哭爹叫娘，或者好运气。
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三哥阿康最为特别。特务柯子炎曾经用“鹧鸪鸽子混一窝”表示过怀疑，他真是看出些区别，这里边的确别有缘故。
我一直记着三哥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发似乎都在滴汗，湿漉漉满头是水，一对眼睛在眼眶里骨碌碌转，眼神很特别，很警惕很提防，还显出无助与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住这个，初见二哥时他九岁，我才五岁，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难记住什么，但是我留下了印象。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有人打我们家门，大姐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不大，渔民打扮。大姐问来人找谁，来人问这家人姓钱吗？大姐点头。来人又问主人是钱周氏吗？娘家叫周菊花。大姐说那是我们母亲。来人点点头：“这就对了。”
“你是谁？”大姐问他。
那人没回答，转身走到一旁，拉出躲在柱子后的一个小男孩。
大姐跑到屋里，把母亲喊到厅里见客。母亲看到来人和小孩，心知情形异常，顿时沉下了一张脸。
来人是台湾渔民，他给我们带来的小孩也来自台湾。几天前这年轻渔民的渔船从台北起航厦门，有一个熟人带着这小孩跑到港口找他，给了点钱和一张字条，请他帮助把孩子带到厦门交给母亲。
年轻人拿出那张纸条。大姐拿着纸条左看右看，她已经读中学了，纸条上的字竟然一个也认不出来。母亲见了着急，喊道：“是你阿爸！反看！”
大姐醒悟，赶紧把纸条反过来，对着天窗透进厅里的光，从纸条背面读。这一看就明白了，纸条写的是我们家住址，母亲的姓名，还有小孩的名字，他叫做钱世康。
母亲知道这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刻字，印章上的字必须反着刻，印到纸上才是正的。父亲让人带一张反写纸条，不是存心不让大姐看懂，是告诉母亲纸条出自他手。
“这是谁家小孩？”母亲问来人。
“你们家的啊。”
“瞎说！”
年轻人茫然，称自己受人之托帮助捎带小孩，其它事情并不清楚，听说小孩的父亲吃官司，给日本人关在监牢里，小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前些时候死了。小孩的父亲从监牢里交代这个地址，吩咐把小孩送到厦门这边。
“阿康，过来认一认。”年轻人招呼小孩。
小孩不过来。从进门起，他就蹲在厅边一根木柱脚下，低着头不吭声，无论怎么招呼都一动不动，聋了一般。
年轻渔民说这小孩脾气倔，不像其它小孩乖巧听话。从台湾带过来让他费好大劲。小孩会咬人，像小狗，在渔船上闹腾过，他被小孩咬过一口。
母亲打断他：“小孩的阿爸是谁？”
“叫钱以未。”
母亲当即大骂：“死鬼！死鬼！”
年轻渔民吃了一惊，忙不迭起身，连声道别都没有，匆匆出门离开。
小孩给丢在我们家里。
那时候三哥钱世康个头瘦小，不像通常八九岁小孩。他死死蹲坐在我们家厅边木头柱子旁，一声不吭低头听大人说话，偶尔抬起眼，骨碌碌转着眼睛看屋里大人的表情，我们家和家里的人于他都很陌生，遇到陌生人他显得紧张。大人说的话他不一定都能听懂，对自己的处境却很清楚：他给丢到这个木头房子里了，这里的人让他感觉异样，他也让这里的人很不安。
年轻渔民走后，母亲在屋里抹眼泪，大声哭泣，口口声声痛骂：“死鬼！”骂的当然不是把小孩丢到我家，自己逃也似的跑掉的年轻渔民，她骂我们的父亲，在母亲的语汇里，“死鬼”多为我父亲独自享有。
三哥阿康进家门时，我们的父亲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三年多前大哥用自行车送父亲去码头，帮他逃往上海，大哥为此被警察抓去，吊起来差点打死，父亲则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露踪迹，让我们知道他在台湾，被关进日本人监狱。他居然还给母亲送来一个台湾小男孩，这小男孩居然已经有九岁大，是他跟别的女人生的。
这件事对母亲刺激极大。日后她不许我们在家里提及父亲，似乎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存在，其情绪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与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三哥钱世康的生身母亲有莫大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她确实曾经存在，所以才会有三哥钱世康，才会有青年渔民的那张纸条。
所谓鹧鸪不是鸽子，三哥的长相跟我们家的其它孩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有一个高颧骨，与我们如出一辙，仅此颧骨，母亲认定他是父亲骨肉。时间上也吻合：我早夭的二哥钱海宁在广州出生当年，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从广州匆匆回台湾奔丧，在台北被日本占领当局抓住，追究往昔的“叛逆”罪。后来他被放出来，一年多后才逃出台湾回到厦门。显然他在这段时间里在海峡那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以及三哥。父亲已有家室，出于什么原因还要在台湾另立家庭？他对母亲从不提起，讳莫如深。那些年他在各地奔波，出现在厦门家中的时间屈指可数，出于职业习惯和生存需要，他一向守口如瓶，母亲对他的许多事情懵懵懂懂，无法知晓，这使母亲一再为他所连累，也一再因为确不知情而逃脱灭顶大灾。无论他向母亲隐瞒多少自己的危险事项，母亲都能容忍，隐瞒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却让母亲无法接受。
现在他从日本人的监狱里托交这个孩子，不惜对母亲和家人暴露自己的这一隐秘。估计他已经没有其它办法，只能这么办，否则这孩子将寄人篱下，流落街头，甚至死于非命。他在交代把孩子送到大陆时，肯定想到了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三哥进家门的第一天，一直蹲在厅旁柱子边，在那里静静目睹母亲的伤心哭泣与气愤詈骂，感受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突然震撼。那一天二哥钱海宁不在家，我这个五岁小女孩傻傻地站在小男孩面前，好奇地看着这个蹲在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看他头上短短的黑头发。天气闷热，小男孩会出汗，他的汗水悄无声息地从头发里冒出，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大哥已在此前一年离家投红军，大姐十五岁，早就有了大姐头风范，知道在母亲因为种种特殊情况无法履行职责的时候，充当母亲的替补。此刻母亲无所事事，只顾坐在一旁垂泪，骂死鬼，大姐适时掌握起局面。
“饿不？”她跟小男孩打招呼。
小男孩看着她不说话。
大姐去厨房抓了块蒸地瓜。看到小男孩两只手十个爪子脏兮兮的，大姐拿了块湿毛巾给他擦手，然后让他吃地瓜。
母亲伤心够了，起身去做中饭，没答理小男孩。饭做好了，母亲招呼大家吃饭，大姐问：“那个呢？”母亲不吭声。大姐便自己做主，跑到厅里喊小男孩，让他洗洗手到厨房吃饭。小男孩不响应，既不回答，也不起身，死蹲在柱子下边不动。
母亲说：“不管他。”
大姐装了一碗饭，夹两块咸菜头，放到小男孩面前。过一会儿再去看看，地上丢着一个空碗，小男孩把那碗饭吃光了，碗沿不剩一粒米，舔得干干净净。
大姐很惊讶，说这小孩真是小狗？小狗也会汪汪啊。
直到黄昏那会儿，母亲才终于缓过劲来，放下了对父亲的种种不满与委屈，注意起已经在厅里蹲坐了一天的不速之客。母亲到厅里看小男孩，眉头顿时皱紧。
“这么臭。”她很不满。
小男孩坐渔船从台湾来，渔船上腥味大，加上淡水少，洗不了澡，身上衣服上的气味可想而知。我们家的木屋潮气重，巷子里通风不好，又是闷热夏季，小男孩一进门就出汗，满头满脸湿漉漉，身上哪会不臭。
母亲喊小男孩去洗澡。小男孩不吭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母亲骂了他：“要死啊，去洗。”
小孩就是不去。母亲生气了，伸手去拉，小男孩居然在她指头上咬了一口。
“臭孩子！”母亲大怒，“不信没你办法！”
她把大姐喊来帮忙，一起制伏臭孩子。大姐劝告母亲算了，小男孩臭就臭点，也不碍事，何必逼他？母亲生气道：“懂个屁！会生病的！”
她们俩合作，把臭孩子从地板上拖起来，抬出前厅，拉到厨房后边的天井。小男孩拼命挣扎，伸手踢脚，不肯就范。过厨房门时他紧紧抓住门框，大姐掰开他的指头，把他弄过厨房门。出天井时他又抓着厨房后门不放，母亲把他揪开，他滚在地上，两手紧紧抓住井边洗衣石盆不放。
母亲没再揪他。洗衣盆边放着我们家的水桶，水桶里恰有一桶水，母亲把水桶提起来，将满满一桶水全部浇到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连衣服带人被浇个精湿。
一桶凉水下去，也许因为舒服了，小男孩忽然松开手，放弃了抵抗。
母亲吩咐大姐：“把臭衣服给他扒了。”
大姐帮着母亲给小男孩脱衣服。脱到小裤衩时她害羞了，下不了手。母亲大声骂她：“怕什么，是你弟弟。”
她们把他脱光，洗了个凉水澡。洗澡前他是个臭孩子，洗过澡他就成了我三哥。
后来三哥告诉我，那天母亲和大姐把他拖出前厅时，他满地打滚，又踢又咬，跟他死死蹲在柱边一样，都因为害怕，怕她们把他从家里赶走，丢到大街上去。
三哥成了我们家的孩子。他是父亲的儿子，却不是我母亲生的，因此他在我们家属于另类，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家的孩子哪一个都是在母亲的责骂中长大，早就习以为常，只有三哥例外，母亲对他网开一面，初进家门时为了洗澡，她骂过他臭孩子，而后几乎从不骂他。
三哥在厦门上了学，他的脾气倔强，不太合群，加上刚从台湾回来，说话口音不同，常遭其它孩子耻笑。三哥因此不断跟人打架，拳打脚踢加上牙咬，有时打得人家哭爹叫娘，有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种事要是放在我们身上，早让母亲骂死了，但是母亲不骂三哥，她骂死鬼。有一次三哥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回家，母亲闻讯带着我去小学校找，没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