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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带着我去小学校找，没找着，再到渔港各条巷子里搜，最后在海湾边一个货仓外找到他。母亲没说他半句，拉着胳膊把他带回家，拿毛巾擦掉他脸上的污垢，用红药水给他抹伤口，一边料理一边掉泪。
“死鬼啊，死鬼啊，看看你儿子吧。”母亲咒骂。
三哥哭了，承认自己不该打架，但是他受不得欺负。
母亲说：“我没怪你，我怪死鬼。”
三哥伤成那样，母亲非常伤心。只怕三哥这种脾气会吃大亏，头破血流不要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日后死鬼责怪，她拿什么交代？她劝告三哥心里有气应当忍住，不要只想动手动牙齿，实在忍不住可以喊“阿姆啊”，她会听得到的。
我认为这一招对三哥不管用。女孩可能不一样，例如我，我不用母亲教，生来就会，一旦遇到委屈，一哭就喊阿姆，绝无半点扭捏。男孩子怎么可以？哭爹喊娘只会让人笑话，三哥脾气倔强，他是不会喊的。
但是他已经把母亲记在心里。
三哥初进家门时咬过母亲一口，很快却成了我们家最孝顺的孩子。他到来的第二年，我二哥钱海宁跟人下海捞鱼虾，不幸死于大潮，我们家另外两个男子汉都不在家，父亲在台湾监狱，大哥在红军里，三哥迅速从天上掉下来的臭孩子变成了钱家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其主要标志就是孝顺母亲。小小年纪，他懂得每天早起，跑到天井那边，从井里替母亲打洗衣水，让偌大一个洗衣石盆满装井水。这个活原本归大姐做，大姐是大姐头，要帮母亲生火做饭洗晾衣物，事情多照料不过来，三哥就成了打水帮手。当时他个头还小，力气也小，从井里打桶水气喘吁吁，母亲看不过去，责骂大姐说：“让你弟当小长工要死人。不累死他，死鬼也把我骂死！”
可是三哥死活就是要当小长工，有如初进家门时死活要蹲坐前厅柱子下。三哥这种人想干什么，最好都顺着他，很少人有他的办法。渐渐地我们都习以为常，三哥果真成了我们家的小长工。
母亲感叹：“自己生了四个，不如别人生的一个。”
三哥是我们家最称职的男子汉，他孝顺母亲，听从大姐，对我这个澳妹爱护有加。他不嫌弃我，无论他去哪里，只要我想跟，总会带上我，不管别人会不会笑他带个拖油瓶。天上掉下一个三哥，我得益最大。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个小男孩欺负我，在巷子口拽我的辫子，喊我“臭妹”。三哥看了大怒，也不多说话，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得小男孩大叫。这小男孩不好惹，家里有五个兄弟，都是街面上的混混，小男孩一叫，几个兄弟一起围过来。三哥以一当五跟那几个混混打，我在一旁吓坏了，大哭，喊叫：“阿姆啊！”有街坊跑去家里报信，母亲赶过来救援，平息了那场小孩混战。
三哥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人多，却也没占便宜，个个带花。那以后没人敢欺负我，街巷内外，学校上下，都知道我三哥一人敢打五个，不要命，千万不要招惹。
三哥并不只以打架出名，我们家几个孩子里，数他最聪明灵秀，学什么会什么，而且长相出众，让我当小妹的很自豪。三哥刚来时又瘦又小，除了一身臭汗，绝无光彩，母亲总说他在台湾一定没吃过饱饭。到我们家后情况不一样，母亲管他吃喝，大姐管他收拾，几年内他就长开了，很快长得比家里其它人都高，邻居个个夸奖三哥“很好才”，也就是长得好，好人才，小帅哥一个。我们家几个孩子个头都不高，因为母亲是矮个儿，我们身材都随母亲，三哥跟我们不一样，一长长到快一米八。同样是钱以未的儿女，为什么就他长得不一样？分析原因，估计是他的生身母亲个头不矮。
母亲因此有些心酸，说还是人家会生。
三哥说：“是阿姆会养。”
母亲因此就释怀了。
三哥初进家门时像个哑巴，大姐看了都有意见，说小狗还会汪汪。长大之后三哥性情大变，再不是那种闷声不语、满肚子炸药模样，他很会说话，知道什么话能让母亲高兴。他还是我们家最会讲笑话的人，什么事情到他嘴里都特别有趣，能把一家人逗得哈哈不止。三哥为人慷慨，生性乐观，天大的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很有人缘。
三哥上高小时，学校里有一位陈姓老师很喜欢他，认为他特别懂事，禀赋不凡，可以栽培。陈老师是教算术的，爱好物理，三哥跟这位陈老师很相投，他管老师叫“陈姓”，也就是“陈先生”，通过这位陈老师，三哥对电学产生了莫大兴趣，立志将来要当一名电气技师。当年我们身边少有电器，家里点的是煤油灯，亲友问候靠书信，偶尔才有机会看场电影，但是三哥却已预见未来，认定将来世界都将电气化，电气技师肯定受欢迎。陈老师家里有一架日本产收音机，老师让三哥跟着他把收音机拆了，变成一堆零件，再一个一个焊接起来，重新组装成一架收音机。三哥做这种活很有悟性，得心应手，陈先生非常欣赏。
“将来你会干这个。”他对三哥说。
陈先生说对了，但是没有全准。三哥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去游击队后当过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然后当了游击队的敌工队长。
是日寇把三哥引上了这条路。
三哥上初中那年，日本鬼子占领厦门，厦门百姓在铁蹄下艰难度日。有一天黄昏，日本大兵突然闯进我家，那时家里只有我和三哥两人，母亲去渔港捡拾渔船丢弃的小鱼虾，大姐还没下班。日本人进门时，三哥在厅里看书，我在厅后厨房煮粥。我听到外头有敲门声，三哥跑去开门，忽然他喊了一声：“澳妹！”那会儿我正忙着拿吹火筒吹火，没有在意，好一会儿才从灶边爬起来，跑到外头察看究竟。这一看把我吓一大跳：大门洞开，厅里什么都在，没见少什么，但是三哥不见了。
我跑出大门四处张望，对面邻居喊：“你家老三给日本人带走了。”
我“哇”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和大姐回家后，一听我说，都急了。大姐饭都不吃，掉头出门找人。母亲在屋里坐立不安，直到大姐回来。
“在看守所里。”大姐说，“不让见。”
“阿康犯什么事啊？”
“小孩能犯什么事？”大姐骂道，“死日本鬼！”
隔日下午三哥给放回家来。母亲喜极而泣，从头到脚把他摸了一遍，确定他全身完好，一个部件都不缺，也无一伤口。日本人没有打他。但是我发觉他变了样子，他的表情很平静，眼里却有一道寒光。
他说：“陈先生死了。”
原来他犯的事跟陈先生有关：前天下午，陈先生下班回家，经过中山路一个零件铺，看到一个小电容器，挺喜欢，便买了下来。陈先生家住鼓浪屿，进出要通过轮渡码头，那天过码头时刚好碰上日本兵搜查，陈先生本可以随手把电容器扔掉，以免招惹麻烦，他却舍不得。鬼子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了那个小电容器，陈先生说自己收集电器组件是个人爱好，没有其它意图。日本人不信，把他拉到家里搜查，起获了其它不少电器组件，包括他跟我三哥装了拆、拆了装的那架日本收音机。除了这些器件，陈先生家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日本鬼子却没有放过他。他们把陈先生关进监狱，施以酷刑，追查他是否与地下抗日活动有关？收集拼凑电器组件，是否试图组装联络工具，与岛外反日情报机构联系？他属于什么秘密间谋组织？谁是他的上司？发展了哪些成员？有过什么活动和计划？
陈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日本人从邻居那里得知三哥跟陈先生走得近，经常在一起鼓捣东西，于是把三哥抓来问。三哥证实陈老师说的都是真话，日本人不信。
他们没打三哥，却把他拉到陈老师受刑现场吓唬他，要三哥老实招供。
那时陈老师已经人事不省，血肉模糊。
三哥说：“他是好人，什么都没做。”
日本人威胁连三哥一起打。三哥说：“打也一样。”
当晚陈老师死于刑讯。
三哥备受刺激。陈先生是他恩师，对他有过很大影响，一朝死于非命，因为如此莫须有罪名，让三哥异常悲痛。
他说：“陈先生没发展反日分子。日本人自己发展了。”
我从他轻描淡写的话音里听出一股咬牙切齿之恨。
那时候厦门岛上很乱，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汉奸特务无孔不人，大批居民内迁逃离，不得已留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的百姓战战兢兢。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三哥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躲在我们家木屋的小阁楼上不下来，有时一躲一天，母亲、大姐喊他吃饭，他才从木梯上爬下来，吃完饭很快又爬回阁楼。
母亲非常诧异，不知道三哥惹什么祸了，在上边躲哪个冤家。厦门岛上乱哄哄，日本兵的刺刀亮得吓人，路头路尾到处死人，躲在家里不出门也好，但是阁楼上又窄又暗，乱七八糟堆着杂物，这么大一个男孩，老待在上边不憋气吗？家里可以待的地方多的是，不行的话就到天井去坐着，起码空气好。
三哥说：“上边好啊。阁楼虽矮天地大。”
他称自己在阁楼上修行。以前大和尚修行要钻山洞，咱们家木头房子没有山洞，有阁楼。家中其它角落比不上，阁楼最适合修行。
母亲将信将疑。
我对三哥的所谓“修行”充满好奇，因为十分古怪。我们家阁楼在二楼屋顶下边，那其实就是个小隔层，最高处不过一米多点，加上堆满杂物，到处尘土，空间非常狭小，三哥那样的高个子，上去只能坐着，行动必须窝腰，那有多舒服呢？阁楼不安固定楼梯，上下都要通过活动梯子，我们家有一架长竹梯，供阁楼使用。竹梯比较长，占地方，家中位置小，摆不下，平时不用，我们会从二楼走廊把竹梯伸出窗子，把它横挂在木屋窗外，那窗子下安有几根铁钩子，供我们悬挂木梯。母亲有一回闲扯，说那几个铁钩子是死鬼在的时候钉的，仅从这几个铁钩子看，我们的父亲实相当聪明灵巧，知道如何拓展有限的生存空间。由于阁楼只堆放家中杂物，平时不太有用，长梯一向闲置，到了三哥“修行”才被频繁使用。我注意到三哥每一次从阁楼下来，都会把梯子搬走，挂回窗子外边。我们家梯长窗小，搬动梯子挺费劲，三哥却一丝不苟，一定要搬开挂好，然后才去吃饭干活。待完事回来，再开窗取梯，架好了上阁楼继续“修行”。他本来不必动那梯子，让它在阁楼楼板靠一靠又不碍事，他自己不是还要再上去吗？如此频繁搬动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想在他离开的这点时间里，让别的人顺着梯子悄悄爬到那上边去。
我断定阁楼上有秘密。
有一天三哥又上阁楼“修行”，我看着那架长梯，心里不禁发痒。仔细倾听，阁楼上静悄悄的什么声响都没有，心里越发痒得难受。后来实在忍不住，情不自禁就爬上那架长梯。我的个子小，分量轻，加上非常小心，梯子在我脚下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响动很小，没有惊动三哥，直到我把脑袋探上楼板，他还浑然不觉。
其实他没干什么，就是坐在一堆杂物里看书。他的身边堆着破板凳、装满破旧物品的肥皂箱、旧鞋子，还有一架坏摇篮。阁楼斜前方有一面天窗，天窗的光照到阁楼前部，三哥在楼板铺一张油纸，捧着一本书坐在上边，就着天窗的光线，看得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