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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先否定了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在《自本》中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就成为必然了。
问题就出现在“太昊伏羲氏”和“炎帝神农氏”之上。
伏羲是上古创世神，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他被列入上古帝王世系，并被推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在古藉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
在大秦朝以前的可靠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可见自非一人。
同样，炎帝和神农也是两个人，没有任何渊源的两个人。
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将炎帝和神农并称为一体的，就是刘歆，他并据此理由在《世经》里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刘歆将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和神农并称的理由是什么？
按照刘歆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 昭公十七年》上所载的“郯子来朝”推断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 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带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刘歆的这个理由实在经不起推敲。伏羲与太昊都是上古大神，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无法断论，而炎帝和神农却绝对不是一个人，这有很多的史籍可以论证。
李弘非常兴奋，激动地说道：“先生，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刘歆的《世经》根本就是为王莽簒汉而作，纯粹就是胡扯八道？”
郑玄脸显痛苦之色，久久不语。
“先生……”李弘叫了一声，催促道：“先生为何不说话了？”
“大将军，刘向、刘歆父子是古文经学的始祖。从刘歆奏立《左氏春秋》、《周官》等为官学开始，本朝儒学分裂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双方斗争了两百多年。如果现在指出刘歆在《世经》上的错误，等于承认今文经学的儒士们对古文经学的批判。这将直接导致两学派纷争再起，官学也将再次受到强烈的冲击。”襄楷叹了一口气，对李弘做了一番解释。
王莽在《自本》中自称是黄帝和虞舜之后，在春秋晋史占卜有“土火相乘”之语，王莽据此说汉是尧后，自己是舜后。汉为火德，自己是土德，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将取代汉的火德。如果王莽是黄帝及虞舜的后人，那依据刘歆五行相生的五德始终理论，王莽就不是土德，他无法自圆其说。于是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失误，刘歆在《世经》中就把伏羲与太昊、炎帝和神农并称了，根据这个全新的上古帝王排序，王莽就是土德了。
光武中兴后，今文经学家曾对《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列次序有过争论。很多人提出《世经》所记述的古史系统自唐尧以上是依据了《易 系辞传》、《左传》、《国语》、《祭法》和《考德》这五部书，但这五部书没一部可靠的，认为都是刘歆的伪篡之作。那时《春秋内外传》全在刘歆的掌握之中，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今文经学家们并据此推断古文经学的大量典籍都经过了刘向、刘歆的修改和伪造。
虽然现在朝廷把郑玄大师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定为官学，但经学的今、古文两派并没有消失，相反，两派名家大儒各自利用从“新经”中汲取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向对方不停地发起“攻击”。
“大将军，这件事一旦开了头，今、古文经学两派势必乘势而起，激烈争斗，而以‘新经’为主的官学势必遭受沉重打击，这对中兴大业极为不利。”襄楷劝阻道，“大将军，此时此刻朝廷如果蓄意挑起经学之争，对正在实施的新政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请大将军务必慎重。”
郑玄坐在席上，神情惶恐，惴惴不安。
李弘当然知道否定《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序也就等于否定刘歆的五德始终理论，继而会引发今、古文经学两派的争执，但他的目的不在于此，他只要知道《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序有问题就行。
“当年，高祖皇帝建汉，大臣张苍认为大秦朝只有短短的十五年，不算一个朝代，应该把它归于大周朝。所以依据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大汉为水德。但到了孝文皇帝时期，大臣贾谊等人认为大秦应该算是一个朝代，于是又改大汉为土德，不过反对者甚多。直到孝武皇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了‘三统’说，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弘看看若有所悟的郑玄和襄楷，继续说道：“董仲舒先生认为，天之道周而复始，朝代的更替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循环往复运行。每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制一统。在历史上，夏为正黑统，商为正白统，周为正赤统，本朝应为正黑统。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皇帝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等，否则不显不明，违背天意。”
“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有抵触，孝武皇帝于是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并载入大汉律，至此确定大汉为土德。”
“三统说是本朝儒学的根本之一，不论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还是新经，无不以此为根基。”
“孝成皇帝年间，刘歆大师主持修订《太初历》就是以三统说为基础，而这部新历法也被命名为《三统历》。本朝现在所用的《四分历》是孝章皇帝年间由大臣李梵等人在《三统历》的基础上修订的，说到底，还是《三统历》的底子。”李弘冲着郑玄和襄楷挥挥手，笑着说道，“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两位大师，对于大汉儒学来说，三统历就是权威，就是绝对的真理。”
“如果我们把‘三统说’重新抬到关系社稷命运的高度，那么我们把大汉重新定为土德，把大汉的都城重新定在长安，应该没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李弘指着襄楷说道，“大师比较倾向于黄老之学，如果朝廷以‘三统说’的理由来重定大汉为土德，并以此理由来定都于长安，大师是否敢跳出来反对？”
襄楷手捋白髯，连连摇头，“我可不敢和天下士人为敌。大儒董仲舒乃本朝儒学的鼻祖，三统论更是本朝儒学的根基。当今天下，谁敢说三统论是错误的？”
郑玄已经明白了李弘的用意，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看李弘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敬佩。
“当年光武皇帝为了把大汉定为火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歆的新五德始终说。虽然大汉承继土德已被孝武皇帝写进了大汉律，大汉儒学的三统说依旧如日中天，但光武皇帝视而不见，他只需要能证明大汉得土德的理由。”李弘说道，“今天，我们也如法炮制，只取自己所需的理由。至于刘歆大师的新五德始终说，我们视而不见，对于《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序，我们也视而不见。”
“当年，大汉的士人们能容忍三统说的沦落，今天，他们当然更乐意接受三统说的复兴。”
“虽然，某些研习古文经学的士人们可能对朝廷抛弃刘歆大师的新五德始终说颇为不满，但既然郑玄大师都知道《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序疑点甚多，相信他们也不敢冒着惨败而归的危险和朝廷公开作对吧？”李弘望着郑玄笑道，“本朝儒学的基础是‘三统说’，反对朝廷的决定等于反对官学，反对他们自己？如果他们连自己的饭碗都砸，那只能说明他们是疯子。”
利用董仲舒的“三统说”把大汉改为承继土德，不但可以说服天下士人同意朝廷定都长安的策略，也能巧妙地规避和缓解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有利于“新经”在官学的发展，有利于朝廷新政在各州郡稳步快速地推广。
李弘的这个办法得到了郑玄和襄楷的一致赞同。
“明天，你们和大臣们商讨定都问题的时候，把‘三统说’拿出来。如果有人脑袋不开窍，还是在《世经》中的上古帝王排序一事上纠缠不休，你们就把董仲舒大师推出来，问问他们，到底董仲舒大师是本朝儒学的鼻祖，还是刘歆大师是本朝儒学的鼻祖。”
襄楷大师捋须轻笑，“大将军，此事不要急，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留给朝廷的时间不多了。”李弘说道，“如果我们今年能拿下关中，那么定都的事在年底之前必须确定。还请两位大师鼎力相助。”
“回到邯郸后，我立即和各地的大儒、名士们就此事详加商讨。”郑玄说道，“河北各级学堂的诸生们也可以就‘三统说’展开辩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把‘三统说’和大汉中兴联系到一起，让‘三统说’帮助朝廷迅速做出定都长安的决策。”
“我可以四下走走，拜访一些老朋友，利用他们的威望对朝廷产生一点影响。另外，大知堂的弟子们也可以帮帮忙，让他们在游走四方的时候宣讲预示大汉中兴的谶纬符瑞，以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襄楷笑道，“朝廷马上就要定都长安，大汉中兴也指日可待，在这种关键时刻，预示大汉命运的谶纬符瑞势必会层出不穷，大知堂的弟子们可以把这些谶纬符瑞的消息迅速传遍天下。”
“大将军不要太着急，凡事都要有个过程，相信到了年底，大将军肯定能如愿以偿。”郑玄安慰道。
李弘连声感谢。
“两位大师这几天如果有空，就给丞相蔡大人，晋阳大学堂的王剪大师，还有在晋阳的一些老朋友和弟子们各写几封信，尽可能说服他们。”李弘说道，“虽然一封信未必能改变他们的主意，但至少可以让长公主和朝廷的阻力越来越小，让大臣们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不至于耽误了各地的平叛大战。”
六月下，江东特使张纮赶到了行辕。
他有孙权的授权，只要保住最后底线，别的事他都可以灵活处置。
为了和河北保持密切的关系，张纮主动退了一步，表示可以接受曹操的意见，让祭锋首先举行迎亲大礼。
在扬州江北两郡的归属问题上，张纮寸步不让，坚决要求曹操让出九江和庐江。
三方和谈陷入僵局。
*
六月下，豫州，汝南。
袁耀率军北上，在汝水下游和先期到达的黄巾军刘辟、黄邵会合。
由于黄巾军在汝南一带的活动突然频繁，关羽和张飞随即各带一支人马在新蔡和汝阴一带围剿。
黄巾军首领龚都、保曼在葛陂附近遭遇张飞。两人不敢迎战，率军沿着澺水河一路狂奔，打算先行会合袁耀和郑宝的大军。不待两人逃到新蔡，袁耀就接到了斥候的禀报，他和刘晔、刘馥、陆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