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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李弘躬身受教，轻声问道：“老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赵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郑重问道：“大将军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第十一节
李弘沉默不语。
自己一直以为，只要北疆稳定了，有充足的钱粮了，自己就可以统率十万大军拯救社稷，现在看来，自己这个想法真的很幼稚，很无知。士人认为武人没有治国的能力，看来的确有他们的道理。赵岐的一番话，让自己蓦然惊醒，许多模糊的东西突然之间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要想中兴社稷，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强悍武力，没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许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兴社稷，显然是痴人说梦。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没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别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这几年在自己的治辖下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主要是赵岐、左彦、李玮、朱穆、余鹏等一帮北疆大吏的功劳，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自己奉旨率军进驻北疆后，先是招抚了黄巾军，然后实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开盐铁经营，建立晋阳大学堂，发展大市货殖，实施农工商并重之策，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些北疆诸吏的出谋划策和他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过是这些北疆诸吏的一个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和出众的学识。
自己没有独掌权柄之心，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惧怕成为董卓第二，祸害社稷苍生，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留下千我骂名。所以在离开河东前，自己也和徐荣、麴义、朱穆等人商谈过朝廷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长公主和朝廷决意要铲除韩馥和袁绍等州郡大吏，那自己就要执掌国事，因为朝廷现在就剩下了北疆和幽州了。除了自己，没人有资格。然而，凭自己这点能耐，肯定要走上董卓的老路。
执掌国事独揽国家权柄，和统领一州军政是有本质区别的。自己能治理好一州，但未必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自己能统领一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能得到他们的忠诚和拥戴，但自己能统领十三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吗？能得到天下人的忠诚和拥戴吗？
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复一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还有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抗。国策上的连续失败，州郡之间的武力冲突，社稷已经因为董卓的原因，倾覆在即。如果再因为自己的原因，乱上加乱，那可就要即刻崩溃了。
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也没有信心和勇气承担这个重任。自己现在很怀念过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挥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来，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赵岐和李玮非常专注地看着李弘，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弘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张温和崔烈等大臣准备放弃中兴社稷之念，撤销晋阳朝廷，重新尊奉长安朝廷，把本该李弘的权力全部还给李弘，几个人到晋阳大学堂授学去，不干了。这样既能帮助李弘免去了挟持长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纣为虐之祸。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李弘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现在刘虞走了，能主掌权柄，能指挥李弘而又能坚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李弘了。如果李弘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李弘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李弘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扞卫皇权，扞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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