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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忱环顾众臣，道：“韩枢密所言，甚合朕意，诸卿还有何意见。”
辛弃疾首先道：“臣无议。” 其实他也知道，所有新法不可能一下子都推广到全国去，但如果只在两路施试，实在太慢，而且也难见成效，因此故意提出一下子在十路施行，是以进为退之策。现在一下子能在六路同时施行，而且经界法、农田水利法都不用试行，逐渐推展全国。自然也十分满意了。
赵汝愚也出列，道：“臣也以为韩枢密之言很好。当依此行。”
梁克家和洪适虽然不甘心，但也知道皇帝心里以经决定了，自己再说什么也不会有用，因此也没有再提出异议？
赵忱正要下旨退朝，陈俊卿又出列，道：“陛下为富国强兵，而施行新法，用心良苦，但亦要谨防有小人利用新法，谋一己私利，不但与国无助，而且苦害百姓，亦误变法大事，熙宁新法成败，亦有不少原因在此，望陛下不可不查。”
赵忱猛然一醒，道：“老丞相说得是，若不是老丞相提醒，朕危些忘了。” 然后环顾群臣，道：“传朕旨意，凡有借施行新法，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谋取私利，坑害百姓者，一经查实，朕绝不轻饶。”
三天以后，赵忱下旨，升赵汝愚为参知政事，填补史浩辞职留下的空缺，并专门付责在朝中主持新政的实施工作。然后任命辛弃疾为两淮制置使，岳霖为两浙转运使，史弥远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叶适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各自付责各自地方的新法工作。
两淮现在为大宋的边境所在之地，驻扎着大量军队，因此施行新法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军队的问题，不能对边防造成大的冲击。辛弃疾在杨炎军中任职多年，与大部份边防将军关糸都不错，让他措施两淮，有利协调变法与军队之间的关糸。
在金军南侵的时候，岳霖出任两广转运使，工作非常勒免，尽职尽责，虽然没有上阵杀敌，但为大宋打退金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勒保藏，也是功不可没，因此颇受朝中大臣的好评。两浙路为两都所在之地，也是变法试点的重中之重。如果在两浙路能有所成效，那怕其他四路出点麻烦问题，也能有所交待。因此将两浙路交给岳霖付责，赵忱也颇为放心。
史弥远和叶适都因为官职较低，只能出任一路的转运使。其中史弥远是因为劝降李全，才受到注意的，这次能主动提出新法，也颇为出人意料，赵忱也打算借这个机会，试一试史弥远，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而且谁都知道； 史浩辞职是因为以前曾经参与过陷害杨炎； 而赵忱启动史弥远，也像群臣表示出一个信号，即皇帝是不会记以前的仇恨； 只要是为朝廷忠心做事，就会得到重用。
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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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杨炎起复
到了三月下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安排，辛弃疾、岳霖、史弥远等人都各自去地方上任，开始施行这五条新法。//
尽管在朝堂上以经讨论通过，但在新法颁布之后，依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有许多中下层官员，甚地方官至是太学生，纷纷上言，要求朝廷停止施行新法。不过这些人的观点几乎都是什么祖宗旧制，不可轻废，或是圣人以仁治国，不能求利之类的空话，对朝廷富国强兵毫无实质性的意义。
当然在民间同样也有不少人赞诚新法施行，一方面是得益于陈亮、辛弃疾等人事先所做的力主变法的宣传工作，由其是陈亮，年岁虽然不大，但以是天下知名的学者，力主王霸功利之说，在东南一边，非常有影响力。加上他现在足皇帝的侍讲兼制诏，名望以经与朱熹、吕祖谦、张栩、二陆等人并架齐驱。
现在几乎每一天在建康府的大街小巷的酒楼茶馆之中，都有人为新法的好坏争论不休。到也不像熙宁年间，几乎全国的舆论全是一边倒的反对新法。但朝中的官员大多都是持观望态度，显然是看新法的实施情况，再作定论。
事实上早在施行新法之前，赵忱、杨炎等人早就预计到，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目前能够达到这样的局面，以经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得许多了。只要新法能够实施顺利，并且也大宋朝廷带来可见的成效，那么反对的声音也就自然会越来越少了。因此现在要做得，就是加强监督新法的实施情况，及时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绝不能让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纰漏。
进入四月，一直在家中闲居半年之久的杨炎忽然上书朝廷，请求为岳飞追赠王爵，因为中兴诸将中，韩世忠、张俊、吴璘等人都以经受封王爵，而战功最为显著的岳飞现在仍然只是开国公爵，因此应该给岳飞追加王爵。
而在临安安居的太上皇赵构也正式下诏罪己，承认自己当初处死岳飞是自己所犯的一个错误。尽管在此之前，孝宗以经为岳飞昭雪，但在为上者讳的原则下，是不能指责赵构的过失。因此虽然恢复岳飞的官职，肯定了岳飞的功绩，但对岳飞的冤情却只能含糊其辞。虽然这次在诏书中，赵构说成自己是受了秦桧的瞒蔽，才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毕竟也是正试承认自己错了。
赵忱见表之后，立刻诏准，当即追任岳飞为鄂王，加封岳飞的夫人，李氏为鄂国夫人，母亲姚氏为鄂国太夫人。并且寻夺秦桧官爵追赠，改谥为缪丑，并剥夺了秦桧之子秦熹的官爵，降为平民。
追赠岳飞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是十分应该，也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反正岳飞也死了几十年，不会对现在的任何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而且赵忱继位以来，一开始就定下了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调子，这也迎合了相当多的人好评，因此嘉奖昔日在抗金中立下大功的功臣，也是主力决心的表示姿态。
但是由杨炎提出来，则就大不相同了。大宋复国之后，杨炎虽然转了一镇节度使，而且得到了一个检由少保的虚衔和武昌县开国公的爵位，但是一直在建康府中闲居。甚至有不少人都认为，皇帝这是在有意疏远杨炎。
只是一些久经官场的大臣可就不这么看了。虽然杨炎被暂时闲置，但在朝中正受皇帝器重的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要么与杨炎关系密切，要么本来就是杨炎的下属。而出征大理的毕再遇、曹勋，守卫边境的高震、张师颜、刘复武等人也都曾是杨炎的部将，更何况杨沂中还稳坐在殿前司都指挥使的位置上。这一切都说明，杨炎的闲置其实是一个暂时的现像。
不仅如此，而且几乎每天皇帝都会召杨炎进宫去谈论，虽然众臣不知道谈论的内容，但可以猜到，杨炎对于皇帝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这次皇帝坚决变法的背后，一定也有杨炎在支持。有几个大臣甚至在猜测，皇帝会不会施行特例，任命杨炎为枢密使呢？
现在，杨炎上表请求追封岳飞王爵，皇帝也立刻诏准。政治触觉灵敏的大臣立刻就意识到这将是杨炎被重新起复的一个信号。
果然，五天以后，赵忱宣布任命杨炎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主管刺探金国、西夏、等诸国内部军政事宜，并且遇事可以直接向皇帝面呈禀报。
职方司只是兵部下设的一个机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职，只有正六品。名义上是测绘地图的机构，但主要职责是打探敌国内部情况。同时还有负责国内安全，打击敌方的刺探的责任。但让杨炎出任这个位置，意义则大不相同，由其是增加了“遇事可以直接向皇帝面呈禀报” 这一条，很明显是赋于了杨炎极大的权力。
其实杨炎熟知兵法，深知用间的重要性。孙武是极端重视使用间谍的武家，在〔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最后一篇中，就反复进述了用间的最要性，和各种用间的方法，并说为将者若不知用间，乃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早平南的时候，杨炎就专门成立了类似机构，收集情报。在金军南侵期间，杨炎就在隆兴府组立职方司，向临安派遣了大量探子，因此对于掌握金军动向，打探金军兵力虚实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隆兴府职方司的努力，宋军也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大宋历来都不重视情报收集，虽然设立了兵部职方司，做为探敌政机密的机构，但实际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更多的情报都是边防的将帅自已派人打探。消息来源单一不说，而且也不利于朝廷全盘撑握。因此大宋复国之后，杨炎就设想过在朝廷中枢加强金国的情报收集、管理和分析工作，以能更好的撑握金国的动态，为日后北伐作好准备工作。
赵忱对此也非常支持，而且有过以前平南、抗击金军南侵的经历，杨炎对于收集情报、打探机密、分析研究都有了相当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反正现在杨炎也没有事，不如暂时让他来主持重新完善职方司的任务。
这一下又在朝中引超了轩然大波，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反对。但赵忱对反对意见一概不理，依然坚决任命，同时也罢免了两名反对激烈的官员。几位执政大臣见赵忱的态度强硬，也都明白，大概皇帝是要借这个机会，正试起复杨炎。好在也不过是一个正六品的主事官职，虽然加大了一些权力，也不会对现有的权力格局造成较大的影响，总也比把杨炎调入枢密院好吧，因此也都没有反对。
而通晓军事的韩彦直和刘珙也知道，北伐可不仅仅只是军事行动这么简单，打探敌政机密也是十分重要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决定北伐的成败，而就目前来看，也只有杨炎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经过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中书终于通过了赵忱的决定。
杨炎上任之后，立刻任命周信为自己的副手，由他和赖文政、董原两人全面付责俱体的事务。
在平南和抗金期间，都是由周信全面付责情报工作，董原做为副手，赖文政归降杨炎之后，也一直管情报工作，三人都俱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得到了杨炎的任命之后，两人根居以往的经验，在职方司以下，设立风、林、火、山、阴、雷六个事房，每个事房的主管称为管事：风事房付责刺探收集对外的军政机密，不仅只是针对金国，而且也包括西夏、吐蕃、支趾等周围国家，；林事房付责对内安全，和打击敌方的刺探；火事房付责将收集的情报整理分类，并且加以分析，得出结论；山事房付责招募、培训成员，为其他五事房提供人员；阴事房付责各种行动计划，包括在敌国安插长期细作，并且策划收买、危胁、刺杀等等行动；雷事房付责制造特殊行动工俱，为其他五事房提供后勤保障。
诸项机构设立之后，立刻开始招募人员，加以培训。当然在目前职方司的工作重点仍是以金国为主。同时杨炎又请光衍出面，利用各寺院为掩护，在金国境内开始组建收集情报的网络，并且安插间谍人员。利用开设榷场的机会，传递消息。
不过这一番折腾，众大臣们只顾着反对杨炎的任职，反到忘了新法的事情，一时间关于新法的议论也平息了不少。等到杨炎的任命尘埃落定之后，这才回想来原来还有新法，不过这时辛弃疾、岳霖、史弥远等人以经在各自的地方全面展开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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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濮议之争（上）
“欺朕太堪了，简直就是欺朕太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