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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是笑着说完这句话的，然而徐阶却在那笑容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自从夏言死后，徐阶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吃苦受累，奉承巴结，只是为了在这座政治金字塔中不断进步，不断攀升，直到那最高的顶点，获得皇帝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除掉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来到了这个位置，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
自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
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几乎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
“臣愿为皇上炼药，望皇上恩准！”
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惟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了严嵩的老乡。
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
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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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辅已不再是他的敌人。
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
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所以当年张璁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
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地，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
于是不久之后，都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
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
“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
邹应龙，字云卿，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
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辅大人，外面的许多大臣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惟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
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激司马懿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
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
于是他再次愤怒了：
“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已不记得杨继盛了吗？！”
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之时，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
“我没有忘”，徐阶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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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算
徐阶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惟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自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
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
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
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
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是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
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
所以答案是：他错了。
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翀，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
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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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处罚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慰留之，然自是亦稍厌嵩矣。”
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虽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只属于某一个人。
老奸巨滑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却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
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了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装）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
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时机总是在等待中出现的，两年之后，当那个人的死讯传来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
陆炳死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
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炼，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俞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亦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
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的面前，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之死了。
李默，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陆炳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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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还有点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
在那次会试中，李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这看上去应该算是一道普通的历史议论题，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谁来看以及怎么看，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得罪了不恰当的人，自然就是玩你没商量了。
严嵩随即使出了联想大挪移神功，揭发李默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是想影射当今皇帝，虽然这似乎是两件根本不沾边的事，但经过严大人的不懈努力和蛊惑，李默终于被皇帝关进了监狱，之后又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其手段真可谓是阴险到了极点。
然而面对这一切，陆炳却并没有出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师被关入牢房，被残忍地整死，也不敢站出来，不敢去反抗严嵩。
所以虽然他懂得是非、心存善念，虽然他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授予太保（正一品）兼少傅（从一品），是明代三公兼三孤衔的唯一获得者。（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整个明代除陆炳外，无人兼得）
但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对于徐阶而言，这个人的死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陆炳虽然为人尚可，却是严嵩的重要盟友，此人十分精明，如若要解决严嵩，必然要过他这一关。正如严世蕃所说，三人中若得其二，天下必无敌手。
现在陆炳已经死了，徐阶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然而他仍然无法得到任何帮助，杨博还活着，他也还是极其讨厌严嵩，但这位仁兄却不愿意也没法掺和进来，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兴趣爱好——打仗。
张居正后来曾经说过，他最景仰的人之一就是杨博，这位仁兄之所以名声在外，是因为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不但担任过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后还干过人事部长（吏部尚书），如此跨专业发展，可谓是复合型人才。
而他最牛的一次表现，是在与蒙古军队对垒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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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1554），鞑靼发动十余万大军进犯蓟州，消息传来边军非常恐惧，以为要完蛋了。杨博却十分镇定，每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