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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大海，古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竞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第十八章《刘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刚刚渡过，中共中央于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肯定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决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继续斗争。这是会议的正确方面。但是，会议也有某些错误方面。
当时，彭德怀同志由于对过去诬指他“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不服面向中央写了长篇申诉信；在农村，由于经济困难而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不正之风；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头。对于这些情况，。要是认真调查研究的话，是会作出科学分析的。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会议片面夸大某些“敌情”，把上述一切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又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和“翻案风”，并且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扩散的市场，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在这种气候下，康生顿时又活跃起来，一心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作文章。他到处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达其害人的目的。小说《刘志丹》就是他借以制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刘志丹》是一九五六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选题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虑这题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艺术准备不够，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是否应约有些犹豫。后经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动员，方才答应下来。本来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特别是以革命烈士为体裁的作品，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不会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刘志丹同志业绩的老同志，最初并不知道李建彤应约写《刘志丹》之事，但当他们知道李建彤决心要写，并已积极搜集材料时，他们都高兴地鼓励作者写好。作者经过两年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九年夏，当作者写出第三稿时，出版社就想公开出版，但是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给否定了。后来，作者又接连
写出了四、五稿以及准备定稿的第六稿。从这部书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目的和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阴谋的问题。
可是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特殊的警犬似的嗅觉，又开始搜罗“阶级斗争”新动向了！适逢《刘
志丹》第六稿的若干章节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选出
并开始连载之际，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刘志丹》及其作者，便大祸临头。康生立即命令上述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
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继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历代的奸臣，都是靠欺上压下，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金科玉律”。康生承袭了历代奸臣的手法，随意诬陷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曾写条子向毛泽东同志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只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念了念这张条子，他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了新的《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立案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形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另外，还把西北五省的大批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诬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从一九六二年一直整到一九六六年都定不了案。
“文化大革命”中，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康生声称他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并亲自窜到作者机关公开煽动说：“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李建彤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
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诬蔑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说什么”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历史，推回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这还不算，康生还把天津高校的一批”红卫兵“调来北京，进驻作者机关，联合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六二专案兵团“，在全国建立联络站，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延安……都贴上揪《刘志丹》小说的大字报，甚至把刘志丹、刘景范都诬为”叛徒“。康生还把他们搞了四年的专案材料，没收的采访记录，统统交给了”红卫兵“，让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宇，到全国去揪人。
因小说《刘志形而被株连的情况，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或解放军报》曾
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六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死，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日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馆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
这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小说《刘志丹》冤案的一个概况。康生为了制造这一离奇案件，究竟为小说《刘志丹》捏造了些什么罪状呢？
第一，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是康生听了密告，还没有来得及看书的情况下，信口说出的一条罪状。众所周知，刘志丹同志和敌人打了一辈子仗，同土家、劣绅、国民党反动派奋战了一生，同战友们一起为团结群众，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同志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是集人民群众之心而立下的纪念碑，是任何刀斧都砍不掉的纪念碑！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写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写象刘志丹这样的英雄，反倒成了“为高岗翻案”！成了“反党阴谋”！岂不怪哉！原来康生有着自己的逻辑：既然刘志丹和高岗共过事，
一块创建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高岗是坏的，刘志丹就不能是好的，说刘志丹好，就是说高岗好，就是“为高岗翻案”。这显然是打着维护后来中共中央关于高、饶反党集团决议的幌子，否定过去刘志丹流血奋斗的历史。高岗成为反革命是建国以后的事，高岗后来变坏，在康生看来，他原来也坏，生来就坏，一坏到底！其实，说穿了，所谓不许“为高岗翻案”，就是不许宣传刘志丹！但是，鉴于中央对刘志丹早有定论，康生不敢外露，便强词夺理地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小说中的罗炎，是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他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只是罗炎。康生说罗炎是高岗的唯一根据就是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罗炎也给照金送过信。
在康生看来，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别人就不能再送信，一送信就成了高岗。且不说小说中没有高岗，即令有高岗，那也是历史事实，也构不成翻案啊！
第二，说《刘志丹》“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本来，小说《刘志丹》中的人物，除了几个烈士之外，全是虚构。小说并未写习仲勋同志。
虽然小说人物多系虚构，但却反映了真实，它是西北地区无数革命先辈英勇斗争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些人物，不管是指名道姓的也好，还是通过塑造典型也好，都应该大书特书，尽情歌颂。然而。时刻梦想篡党夺权的康生，却对宣扬这些人物怕得要命，说什么这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其实，他这是拿着“篡党篡国”的帽子，以害人的策略，来掩盖、实现自己真正“篡党篡国”的野心。
第三，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
这是由何说起呢？原来，《刘志丹》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强调刘志丹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求教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表示“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说过“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等等。意思是说，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