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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说《刘志丹》“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写《刘志丹》，当然要写同刘志丹连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要写这一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实行武装割据的。当时中央不仅希望建立一块中央苏区，而且希望苏区遍布全国。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好形势，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小说《刘志丹》，反映了这种好形势，描述了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且特别写明这块根据地是学习井冈山，照井冈山的样子建立的。为什么一写这块根据地就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呢？原来，在康生看来，井冈山道路的发明权和通行权只能统统归于中央根据地。别的地方不仅不能早在中央苏区之前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不能在中央苏区之后跟着走井冈山道路。就是说，井冈山道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显然是打着突出中央苏区的幌子，反对对中国革命同样作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革命根据地。
凡此种种，康生为《刘志丹》作了一个结论：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怎样“反党”呢？就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刘志丹和无数革命英雄，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宣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见，“反党”一词的含义，在康氏词典中，同在革命人民的词典中，是何等的不同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真正含义，原来是说，利用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是康生的一大发明！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奇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第十九章 阴谋和“理论”
我国的理论战线，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经历过不断地瞎折腾，遭遇到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康生主管理论以来，理论工作者陷入了魔掌之中。我们仅就哲学界的“合二而一”问题，看看康生领导理论工作之一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怀着宣传辩证法的热情，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究竟事物是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地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可是，这一问题刚刚提出，康生象是抓住了整人的把柄，竭力施展了他的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大兴问罪之师，对其大加讨伐。
康生是怎样组织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围攻的呢？第一，秘密部署。
《光明日报》收到艾恒武、林青山的稿子，编者拟于刊用。排出清样，除送作者外，也分送康生审查。同时，也送一份给康生的亲信——关锋审阅，因为关锋是康生在哲学界的一个打手，他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拉了一帮子人组织了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他消息得的快，气候摸得准，跟着康生的指挥棒，又出击得迅速。由于有所仗势，说话气粗，架势吓人，象个封建把头，唯康生之命是从，是个通天的重要门神。所以不少朝拜者，总要到他那里去烧香。
康生看了清样，喜出望外，不由得哼起京剧来了。按一按出鞘的剑，自有如意算盘！他断定：艾、林既然都在中央党校工作，那一定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决心抓住不放。关锋看了文章清样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是一条大鱼”，“不能让它缩回去”。这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我们暂且不管，反正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了。康生立即把关锋找到跟前，密定要借此兴风作浪，为此，他们一方面，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另一方面，指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出出击的文章。显然，康生为了“有意识的搞一下学术斗争”，“引起大家讲话”，而积极准备钓大鱼的“诱饵”！
此间，中央党校曾两次请示康生：“‘合二而一’是否正确？”尽管康生早有定见，但一直避而不答，反而指示中央党校要查一查谁先提出“合二而一”的：“可否就艾、林文章进行批判？”康生说，哲学界会讨论的，党
校领导不要急于表态，并再次指示要查一查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证据。
目标既然已定，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把矛头集中在杨献珍同志身上。他设置的陷阱，必须逼人跳下去！
第二，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引蛇出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一切准备妥当。康生是以“情报专家”自诩的，对于学术理论也象他早已习惯了的肃反反特一样地部署。他指令《光明日报》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快登”出来。这样，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就先登出了文、林的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六月五日，又登出了经过密谋而炮制的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一来一往，真的摆出了学术讨论的架式。
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他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找作者说：“文章总的还可以”；只是文章后面提出一个公式，即“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不知“有无把握”。康生又说：“对此我无研究，……如无把握，可以去掉。
（不然）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学术讨论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招牌，惯于整人才疑心被人抓住小辫子！
不仅如此，康生还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一起，对于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都是费尽了心机的。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升级和反击，都要仿效反右派的做法，每一篇都要经过具体研究和安排。开头一段时间，或者把赞成“合二而一”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以示不偏不倚；或者搞轮流突出，这一期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下一期又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总之，表面看来象是学术讨论，其实，则是“诱敌深入”。一些不知奸诈成性的康生底细的理论工作者，有的信以为真，便积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凶相毕露。
经过一段所谓“学术讨论”，到七月上旬，康生准备公开“揭盖子”了。
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加紧追查“合二而一”的所谓“后台”，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对杨献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修改批判杨献珍同志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后，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也煞费苦心。起初他想用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然而一再易人，都感不妥。最后决定以中央党校的同文章并没关系的两位同志的名义发表。
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率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难。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
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乎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1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1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挞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