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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
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墓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
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呵！“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掀，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越说越气愤，突然夹起皮包站起来去拿衣服，边走边穿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
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谭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啦！”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停了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们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讲到这里，余秋里同志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下去，我就不干了！”早已投靠林彪、康生、江青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当即驳斥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同志想到许多老干部遭受残酷斗争和凌辱的情况，又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那个令人鄙视的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谭震林同志当即驳斥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1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对方那个核心人物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I”
惯于要阴谋的康生，当即撒谎说：“我没有看！”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由康生亲自审定的。
聂荣臻同志针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诬蔑为“联动”，十分气愤地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1 指1966年10月3 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该文中心是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的真
情实状。在这个会议上，为人民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对群妖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剔肤见骨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伸张了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一伙的审判和控诉！林、康、江一伙诬说是“二月逆流”，不，这是二月的“浩然正气”。逆流的确有，可不只二月，而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就翻卷中国的大地了。林彪、江青一伙开始篡党夺权，就掀起了大逆流。
康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方的主谋。他耳闻目睹了共产主义老战士铿锵锋利的语言和英姿，特别是陈毅同志根据文革中绝大多数干部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这篇有理有据的讲话，象挖了康生的祖坟一样，引起他的强烈的宿仇。于是，他就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唆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于十六日晚在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记录”，并连夜商议用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欺骗夸大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蓄意扩大事态，竭力促动毛泽东同志的恼怒，以达到他们挑拨的目的。
是非拨弄的结果，康生一伙领取了“上方宝剑”，成了盛气凌人的批判者。从二月十七日起，一直到三月十八日止，康生等人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反击”，天天围攻批斗共产主义老战士。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为“阶级斗争”、“反党”、“敌我矛盾”、“罪大恶极”等等，一片吠声，不堪入耳！
其间，又是数康生叫的最凶。
康生在会上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声嘶力竭地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听！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党吗？”他边说边吼，口里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啦，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嘛！”
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这两个机关去开会。康生就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同志曾积极支持过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的工作，几个副总理
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本来就是要打倒一批开国元勋，用所谓“清君侧”的办法，把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清除掉，使他们的罪恶团的迅速得逞。他们既蒙蔽毛泽东同志，又利用他的错误蒙骗广大青年，借用青年的盲目性，使极小范围的内部问题社会化。一九六七年春天，社会上掀起的那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就是康生及其同伙幕后策动的结果。
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1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