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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2“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一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1 1967年11 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1969年11 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
那就要“开除出
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
康要吐的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查
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二是”文化
大革命中表现极
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
而要从事实上来
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
清楚地知道：他所
说的“查明有据的
叛徒、特务“，主
要是指他们通过
捏造假证而加以
诬陷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实际是那些旗帜鲜明反对他们一伙胡作非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革命同志；他所说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者，实际是指那些以消极方式抵制他们一队的同志。这些就是康生要吐的对象。
康生对“纳新”也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国
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这次“‘九大’新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
补中央委员中，来自基层的八十一名，这是文化大革命巨大成绩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当然，它”不仅表现在吐放方面“，即把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清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纳新上“。他说对这个成绩切”不可忽视“，”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当前整党和今后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纳新“如此重要，所以，他接着又说：”将来召开四届人大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点新气象”，要准备纳点“新人”。
康生究竟要纳点什么样的 “新人”？就是纳那种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敢于英勇牺牲”，“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人。康生特别举例说：“比如蒯大富，群众对他有意见，可以说服群众同意”，“不管蒯大富有什么错误，总比李济深好吧！过去李济深还是人大常委呢！你说蒯大富开枪打死人，李济深开枪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也不是说蒯大富那么好，但他起码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再说，“纳不纳蒯大富，还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因为“中国红卫兵对国际青年运动影响极大”。1 这就是说，张铁生、陈阿大、翁森鹤之类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同他们一伙有着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的一帮子，以及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怕是杀人犯，只要他们能跟着康生转，勇敢地反对所谓的“走资派”，就是“纳新”的对象。把这些人拉人党内，成为康生“重建党”的基础，还说是共产党的建设，这不是海外奇谈吗！
康生要建设的这种帮派，若要贴上江青或康记商标，那是货真价实的，若要挂上“共产党”的招牌，那就成了今古奇观！
1 1970年4月22 日，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七章图书文物大盗
康生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出具有特点的字体，也为人书写过不少条幅和匾额。在绘画上他为同齐白石对立，起名叫“鲁赤水”，有过作品，也发过议论。他还是一个雕刻图章的金石家。
他对图书文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这里，我们不想议论他的书法和绘画以及他的其他兴趣的好坏。我们仅就他由于爱好图书文物发展到不择手段地加以攫取，而且成为著名的图书文物大盗，作些介绍。让我们看看这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抄抢”，而自己却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发劫难财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不仅是一伙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集团。据统计，康生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占劫伙犯窃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居于首位；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占劫伙犯窃取文物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仅次于林彪，居第二位。康生所窃取的这些图书文物均有单据为证。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琐据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文革”中，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土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
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
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一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康生劫取图书文物的情景如何？下面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