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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一到上海很快进入了上海大学。他之所以要进上海大学，一方面是他在诸城受到新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靠先进分子的引荐，再加上他1 于右任是李大钊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的经济来源不足，而上海大学学费低廉又不需要严格考试即可入学。他进了上海大学，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门。
康生在上海大学入的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等。社会科学，由施存统主讲，课本是安体诚编的社会科学讲义。
辩证唯物论，先由瞿秋白主讲，后由萧朴生主讲，课本自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由李季1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本用的是李季自己编写的《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政治经济学课本用的是德国博洽德著的《通俗资
本论》。社会进化史则是以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为课本，由李汉俊主讲。多数教员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颜悦色，真诚待人，常和同学促膝谈心。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方面给学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正课之外，全校每月总要举办一两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自由讲座，各班级也要分别组织几次学习会。学习会上，有时就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报上的某些政治消息谈些看法，有时就期刊上的某篇文章进行座谈。
总之，学习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同学欢迎。
这所大学同别的大学相比，有个显著特点：革命书刊广为流传，革命空气甚为浓厚。上海书店特地在该校设了个书摊，摆了许多《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还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同学们都踊跃争购争看，受其影响很大。该校从一开始就提倡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同学们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经常深入工厂、街道、学校、机关，搞宣传，办夜校，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至于同学之间，更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学校的党团活动也极为活跃，不少革命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地被吸收到党团组织里面来。所以，上海大学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不少老革命者经过上海大学的学习，才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康生在这所大学里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空气的熏陶，取得了生平以来的最大收获。康生在上海大学所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康生在到上海大学之前，只有某些反帝反封的爱国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进了上海大学，在先后听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接触了一些新思潮之后，感到马克总主义很新鲜，很时髦，确实与他过去所学的1 李季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那一套不同。在当时，他如同信仰过孔学、德国洋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信仰崇拜之心。
第二，投向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康生在入学半年之后，即一九二五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康生究竟怎样入党？经谁介绍入党？履行了些什么手续？现在尚未查清。对于这个问题，康生自己先后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经陕西人王友直（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介绍入党。然而，王友直在延安时就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介绍康生入党呢！”一说是经李畔缓介绍人党。李也极力否认。又一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虽未直接否认，但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之嫌了。但是，不管是真入还是混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当时康生的状况，他并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在当时也不那么严密，这就成了一方有心，一方无意的状况。
第三，接触了上海社会，受到了一些实际工作锻炼。康生在进上海大学之前，虽然曾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思想上有过一些变化，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主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所唤起的一点进步思想并没有见诸于行动。到了上海大学，就与前有所不同。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了革命理论，一面又参加了深入工厂、街道搞宣传、办夜校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锻炼。
上述收获，当时对康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使之对革命做了些工作。他加入共产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他同工会干部和义勇队（后来改为纠察队）放血为盟，曾经宣誓：“反对东洋到底，不沾面子不复工，拥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发动一次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反帝大示威。康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他到上海总工会当干事。一九二六年口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十月二十四日，曾组织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他写道：二十日早七时，他得到江浙区委关于。发动起义的指令，立即通知他所管辖的沪东区的工厂、作坊、商店、报馆、电车、邮政局等党支部，工会的纠察队负责人和
市政交通总工会、印刷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等党团书记，于八时整在法租界西门路西门里的房子里开紧急会议，传达落实江浙区委指示。接着，他于十时赶到闸北，向起义总指挥罗亦农、赵世炎请示任务。赵指示他：“与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击五区总警署，得到武器后，进击北车站。”下午二时，他带领沪东武装开始攻打五区总警署，四时拿下。接着带领队伍向北车站进发，协同其他区的武装，共同攻打北车站，直到二十二日晚六时，攻克北车站，起义获得成功。当日夜十一时，
同沪西区委书记余立亚一起赶往广东街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报告起义经过。1康生这段回忆，虽然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真实的。
康生一生干尽了坏事，但是公平地说，康生在上海大学阶段，可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不过康生自己是从不谈及这段历史的。他为什么对这段历史默而不宣呢？我们细细查看其言论，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将这一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地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2他之所以作这种移置，显然是想把自己
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不是真实的。
1 见康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回忆》（1937 年3月）。载1937年3月21日巴黎《救国时报》。
2 见1965年10月9 日，康生同一个代表团的谈话。
第五章首次投机成功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当北伐军胜利地抵达长江流域的时候，原来钻到革命队伍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却自食其言，背叛革命，转到了江浙财团的怀抱，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了血腥的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蒋介石的反动，既丧失警惕，又缺乏有力的及时的反击，客观上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也撕下“左派”外衣，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并同蒋介石达成反共协议，实现了“汪蒋合流”、“宁汉合作”。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全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在这种考验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退，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从血泊中，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幸免于死难的共产党员又继续战斗了。当然也有共产党员估摸、消极、颓废、沮丧、落荒而逃，甚至叛变。还有人虽然留在党内，却做起投机生意来，康生就是这种人。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将白区党转入地下。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江浙区委予以撤销，宣布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随之，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底，康生同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结了婚。至于他原来的老婆和孩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曹轶欧同样丢了原来的丈夫，才同康生结婚的。一九二八年秋冬，康生调离基层区委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作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
地主家庭中那套勾心斗角的伎俩，康生在二十多年中，见得多，体验深，用得也熟练，搬到党内，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样就为他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从此，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他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
康生从自己混迹上海，混迹党内的一些消极经验中总结了一套往上爬的秘诀，这就是：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捧谁；谁说话顶用，就靠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翟秋白同志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当时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大会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情况下，选举向忠发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由于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说话粗野、开口骂娘，所以，此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实际大权操在了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同志手中。这样，李立三同志就自然成了康生跟、捧、靠的目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