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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
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
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
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此案才得以平反。
三，四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
康生认为，只批判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满足林彪、江青的要求，于是战斗便向“纵深”发展！什么才是头号敌人？
什么帽子才是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积康生之经验，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于是就把这四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了！怎样扣法呢？只要想得出，就能扣得上，这是康生的拿手戏。
康生采用诱供、逼供办法，制造了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冤。
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康生曾三次派人去强迫安子文同志出来作证。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受派人对安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受派人答：“是”。安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样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此时，安子文同志已被关进监狱。受派人找到安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又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回答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结果又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前夕。来人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再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向押在狱中的人逼“证明”，你写了就“立功”，你不写，你就是叛徒！当时听了复杂，现在看来简单，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康生以“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反动派的勾当！
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
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
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