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
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