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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人军调部（或
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
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
会谈中还肆意说该党“故”的不少，“新”的不多，因而“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同一天，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军代表说：“‘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传达康的指示说：“林副主席的语录，以后再印”。
十二月底，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召集的各专案组汇报会。当汇报到审讯王云程（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捕叛变。解放后一直在押。）情况时，康生说：“这家伙罪大恶极，要杀掉，你们回去马上写个报告送我们批一下。”
一九六九年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的了。
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
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仍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
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槁。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
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秋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换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