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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5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1 同上。
2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1931年12 月上旬。
3 载《红旗周报》第27期。
4 载《斗争》第1 期。
5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
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俊的道路”。1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2“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3 因此，他极力主张在罢工中，要“把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4 康生宣传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才是王明所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立三的“左”倾错误就在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就是靠批立三“左”倾错误起家的，康生也是靠反戈一击而得到王明赏识的。康生的本领就在于他能用一套内容、一套手法，得到两个不同的门庭的支持，而且都能得到宠爱！
四、向黄色工会“进攻”，公开建立赤色工会。
康生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说：黄色工会成了“积极的阻止反帝运动的发展，破坏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罢工“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因此，黄色工会也就成为康生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他对黄色工会加紧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活动“，极力主张”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他们之中的下层群众。5与此同时，康生又在许多文章中大声疾呼：”立刻在工反（即工人反日会——作者注）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定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拖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泛的吸引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而1 《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1931 年12月10 日），载《红旗周报》第27 期。
2 《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2月24 日），载《职运指南》。
3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 年2 月 27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4 《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5 《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1931 年12月15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1 把话说明确点，这就是要在白色恐怖中建立公开的、没有任何掩护的、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以便于敌人的破坏和全歼！
五、对“右倾机会主义”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在党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同他们的调子稍有不符者，也在斗争打击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在《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一文中说：“革命的急速发展和党的伟大进步”，引起了“党内不彻底的两面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残余，重新组织小组织”。“他们破坏党的新策略是：一，勾结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来破坏党的工作。二，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怠工，破坏群众的斗争。三，利用党的个别错误，实行反党的阴谋。四，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向党攻击，斗争激烈时，取消他们的意见，承认错误，”保存组织上的活动。五，煽动欺骗幼稚的同志，扩大他们的小组织，假借领导斗争，到工人中活动。……“2根据这些，他提出的办法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派，反对两面派，反对党内右派暗探“，”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一切企图对国际路线的怠工“。康生责令要把这些斗争，”深入到支部中，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并要”在组织上得到反应“。
在康生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心腹大患，必须集中火力进行无情斗争。所谓在“组织上得到反应”，就是以组织部长的身分，下令清洗就是了。对于王明的领导，康生深怕党内有人不服，他象只警犬，到处搜索与王明意见不同者。他认为，放弃组织赤色工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摆一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眼”，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康生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要对它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这样做，就不是国际路线，不遵照他的主张去办，就不能保卫王明路线。尽管实际上，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危害到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康生却仍然这样大喊大叫，说明他对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真够卖命的！
1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 年 3月 25 日），载《红旗周报＞第33 期。
2 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第七章王明的国际伙伴
推行主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康生觉得需要转移阵地了，于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康生之名，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起用的俄文名字——“Кан Щен”的译音。到达莫斯科之后，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力逢迎，因而更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搬进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的办公室。
康生对于他能有机会同王明坐在一起办公，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感到无上荣耀。从此，对于王明表现得愈益“忠诚”，看着王明的脸色，跟着王明的腔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从而成为王明形影不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他俩简直象搭配好的相声演员，处处是双双出面，同台演出。
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继续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作。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是实践证明，这本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正是它，导致了白区工作的大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撤离上海。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一到苏联，就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到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康生曾先后兼任这两个学校的中国部主任）等学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及其小册子。他说，王明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它“体现了党的路线”。一九三四年前后，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过的卢竟如等同志，就曾亲自听过这些报告。
康生既然对王明表现了奴才式的依附，那么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是忠贞不二的。在国内时是这样，到了莫斯科就更加露骨。在康生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比靠上王明更保险的了。所以，他象热衷于传教的牧师一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真诚信仰和卖力推行，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二，利用共产国际讲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好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康生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全会。会上，王明、康生都作了长篇报告。会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这两个报告，冠以《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标题，公开出版。这两个报告，都是总结几年来推行
王明“路线”的所谓“业绩”，鼓吹王明“路线”如何“正确”。不同的是，王明的报告是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全面说明，而康生的报告只是侧重从白区工作上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作些补充说明。
王明的报告，完全不顾我党白区工作已经遭受破坏，党中央已经被迫撤离白区的事实，也不顾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遭受失败，红军正在被迫长征的事实，连篇累牍地论述了“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所谓“胜利和成绩”，并以此为据；说什么“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而这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 。。。。。。。。。。。
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
的政治路线。。。。。。“他还特别强调说：”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
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
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着重号均为王明所加）显然，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用谎言来说明四中全会的”正确“，用捏造的”事实“来证明王明路线的”胜利“。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也不顾王明路线给白区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硬说王明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特别是在自区组织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说什么只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百分之六十增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更有甚者，他竟说：“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