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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确守诺赦免了袁宗第叛乱之罪，褫夺伪爵，但下人们称他“侯爷”并没人出来非难。有时候官面上的人物前来，也有称他“绵侯”的。这种时候，袁宗第只能表示不敢，同时忏悔一番过去的所作所为。然而他很快就发现，那些称他“绵侯”的人，其实并不把他当回事，也不是有心要戳他的伤疤。
这种突然之间被人无视的感觉，让袁宗第颇有软绵绵的无力感。
终于，旧主李自成的死讯传到了太原，袁宗第知道自己的平静生活就要结束了。一想到再次身负重任，往来高山险峻，他颇有些小激动，日日倚门盼望皇太子的令旨。
终于，真定来的使者站在了袁宗第面前，呈上皇太子殿下手书。
袁宗第早就准备好了行囊，与家人告别，次日一早城门才开，便带着随从护卫离开了太原，一路朝南疾驰而去。他的任务是四川联络刘宗敏、田文秀等等闯营主力。
刘芳亮与袁宗第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过他得去甘肃找李锦（李过）和高一功，路途更远一些，而且必须穿过清军控制区，所以危险程度更大。
在吴三桂攻破延安之后，李锦和高一功南下之路就被截断了。因此他们只能从陕北退往宁夏卫，然后从宁夏卫转到兰州与载侯党守素会师。这也是原历史剧本中两人的走法，只是原历史剧本中，贺珍一度降清，在汉中狙击李锦、高一功、党守素，而现在的贺珍却仍旧是顺军的忠臣良将。
刘芳亮的任务就是赶往兰州，劝李锦、高一功、党守素归降大明。有这一支将近十万众的军队守在西北，联合驻守甘州的米喇印和丁国栋，清军等闲不会撞上去。
照原历史剧本论述，米喇印和丁国栋最初是明朝守将，后来投降大顺，再后来投降满清。多尔衮颁布剃发令之后，军中必须剃发，由此而激发了所谓的“西北回乱”。
如今的清军肯定无力西进，这件著名的历史事件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至于汉中贺珍部，得知李自成死讯之后，第一时间就联合了罗岱、党孟安、郭登先等心腹副将，通报起义，投向大明。汉中守将孙守法顺势接收了贺珍部占据险要关城，就算贺珍有心反复，也得脱一层皮。
不过因为朱慈烺积累下来的信誉，让贺珍表现得很淡定。袁宗第赶到汉中之后，与贺珍会晤一夜，贺珍最终选择了在汉中安家退伍，当个大地主。其心腹副将也都与他一样，选择了拿土地过安生日子。亲随家丁则理所当然转成了他的佃农，少数人也分到了自己的土地。
最后余下的数千兵士，或是不想种地，或是没地可种，都划归孙守法部。孙守法一方面在驻地开展军屯，一方面又有了湖广粮食支援，对于扩充的这数千人马来者不拒，派了亲信家丁前往统御，正式受命为汉中总兵官，信心满满地肩负起汉中防御战的重任。
……
崇祯十八年六月，夏收在即，西南风起，一艘艘满载粮食的大海船从越南会安（距今岘港之南三十公里）起航，趁着季风驶往广东。
在其中一艘大船的船首，矗立着一个蓄着长须，头戴儒巾的中年男子，他姓沈名逸文，乃是总督两广军事兼广东巡抚沈犹龙的远房侄子，与提督山东水师的沈廷扬也有亲戚关系。在中了举业之后，沈逸文便无心科举，奔赴族叔沈犹龙幕中，负责钱粮民事。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支船队里，正是奉了沈犹龙之命，前往越南会安，筹集粮食。
此时越南正处于北郑南阮割据局面，阮氏为了对抗北方的郑氏，在会安开埠，招徕各国商贾，富国足兵。会安因此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港口，因为距离琼州（海南省）只有七天海程，顺风到广东也只要半月光阴，所以明商多有在会安安家立业者。
沈逸文到了会安之后，只觉得这里与广东府县几乎没有差别，尤其是明人聚集的明乡社，其中子弟一样身穿明服，说闽、广方言，用的是汉文汉字，一不留神就会遗忘自己身在外国之事。
这些明朝商人在此地有的经营了数十年，有的数代旅居安南，控制了大量的田地。在小冰河期的影响下，地处热带的会安却是连年丰收。因为粮食转卖的利润不高，所以商贾们并不热衷采购大量粮食，对他们而言，用有限的舱位装载最大限度的高价商品才是王道。
然而现在的大明缺的就是粮食，这也是沈犹龙派出沈逸文前来沟通会安明商的主要目的。
作为半官方的使者，沈逸文还带来了沈犹龙作为两广总督答应的条件：只要明商能够为国尽心，他便以总督身份进言朝廷，请求朝廷给予这些化外之民以庇护。
沈逸文一度觉得这个许诺过于昂贵，就算那些商贾倾家荡产都不足以回报浩荡隆恩。谁知到了会安之后，却发现自己堂堂总督使者，竟然连会安明商中的真正大头目都见不到。这种失落让沈逸文恨不得回去禀奏总督，大起天兵前来扫荡。
然而在两个月的四处走动打探之后，沈逸文终于发现，自己赫然是井底之蛙，完全不知道这些华商在会安的地位。
会安作为一个开埠城市，实权统治者是阮氏派驻的“翁该艚”。翁该艚负责管理“唐人”以及一切船只事务，有民事权、司法权、税务权。然而翁该艚光靠“艚另”——其所辖兵丁，不可能真正管得住在会安的华商。
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就有粤人陈全之提出由朝廷赐下官职，由广东、福建等地的海商在占城新州“分田立宅”，内则保护占城国不受阮氏侵略，外则成为交通印度洋桥头堡，运输土产，转运贸易。照陈全之所言：不出数年，这里就可以由明廷遣官经理，起例抽分，足国裕民。
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论调在嘉靖朝不可能获得声援，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由此也能看出明商在东南亚的实力——他们只需要明廷给个名义，其他一切都可以自己搞定，甚至左右几个小国的命运。
在这样的实力之下，或许沈犹龙亲自到会安，还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作为一个幕僚，人家肯派个管家来应付一下，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在清楚辨明形势之后，沈逸文及时调整心态，一面请求豪商给予照顾，一面联络根基不深的小商旅，许以利益，终于还是顺利完成了粮食采购任务。不过这一趟给他带来的震动，却将不辱使命的幸福感冲击得丝毫不剩。
“沈公子不怕船头风大么？”沈犹龙的另一位幕僚，同里邻居李待问走到沈逸文身侧，扬声笑道。
沈逸文转头朝这位副手轻笑一声，再次将目光投向浩淼大海，突然问道：“疑之兄，安南叛离我大明多久了？”
李待问作为非管专务的幕僚，要的就是一个知识驳杂，无论什么事都要能说个一二三来。他脑中一转，道：“从宣德三年朝廷正式废交趾布政使司算来，已经有二百余年了。”
沈逸文应声道：“二百一十七年。”
“沈公子强算！”李待问笑道。
“也没多久嘛。”沈逸文心中腾起一股莫名之气，整个人头皮发麻，“交趾布政使司”这六个字不住在脑中盘旋，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
第400章 东家西家罢来往（10）
沈犹龙在等到粮船之后，让沈逸文对会安一行加以汇报。沈逸文自然知道该如何在汇报中埋下一些暗线，调动沈犹龙的对安南的感观。他甚至有意无意地一直用交趾称呼安南，暗示那里原本是大明的一省，现在也没资格独立一国。
李待问作为副使，自然也要向沈犹龙加以汇报，其中也包括沈逸文的言论行止。
沈犹龙身为封疆大吏，很清楚沈逸文的小心思。说实话，开疆拓土的功绩放在眼前，谁能不动心？然而真要擅开边衅，朝廷会如何反应？嘉靖时，三边总督曾铣请求收复河套，得到了夏言的支持，结果却还是功败垂成，成了朝堂政治的牺牲品。
现在朝堂风向不明，而且两广乃是国家后盾，怎么可能轻易就与交趾作战？
若是有兵，沈犹龙更希望能够带兵前往湖广，协同皇太子作战，为国家安靖尽力。然而皇太子在令旨中一面表扬了沈犹龙这份忠心，一面又派来了两个年轻参谋，对两广兵加以查核。查核结果竟然是百中存一，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合格率。
由此调用粤兵的计划就改成了操练粤兵，同时由两广负责提供民役和粮草供给，并按照《县城规划参考书》和《皇明组织细则（草案）》对两广州县、乡村进行民政整合，初步建立乡勇制度，厘清田亩。
非但两广如此，江南、湖广也都是如此要求，区别在于东宫行政人才的投入比例。山东基本都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文职行政官员，河南、畿南、山西等地，也是由行政管人员充当主力。
这些地方推行新政的手段自然铁血而强硬，完全打破了大明故有的政治生态圈。而江南官员多是传统文官，拿着一本小册子施政就如盲人摸象一般。肯用心揣摩的更是少之又少，要让他们牺牲仕途、人脉去推行新政，简直是天方夜谭。
而且这些人又不愿意在考成上落下污点，于是轻则欺上瞒下，重则上疏诋毁新政，抢占道德高地。
沈犹龙所在的两广又有土司和夷民的问题，情况更为复杂，新政推行进度缓慢。
朱慈烺对此倒是报以宽容和理解。他前世见过许多国营企业，掌握着良好的公共关系、优质的资源、充沛的人力，结果还能亏损。这就是管理层执行力不足的缘故，被历史遗留问题、人际关系、个人升迁等等杂事消耗了精力。
现在大明的传统官员就如同许多国企干部一样，紧紧抱着落后时代的管理思路，在被淘汰的边缘挣扎。
“能走一步是一步，等我腾出手之后再慢慢解决。”朱慈烺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很足，因为河南行政学院也正式挂牌开学，祭酒由开封知府廖兴兼任，开设了会计、明法、行政三个专业，学制三到六个月不等，用来培养基层公务人员。
朱慈烺一开始觉得学制似乎短了点，颇有些速成班的感觉。但现在还是非常时期，首先得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其次才是好不好的问题。想当初黄埔军校初建，第一期学员半年就毕业了，一样诞生了那么多名将。
更何况在朱慈烺前世，国家大力推行法制化，因为司法人员缺口太大，许多从部队上转业的军官在经过三个月的法律培训之后就走上了法官岗位。事实证明，这些速成法官留下了许多笑话和悲剧，但客观上也的确使纸面上的法律得以执行。
廖兴本来不想用“河南”这个开头。因为他只是开封府知府，作为祭酒，这个学院也就是府级编制。如果说是河南省级衙门……那是巡抚周应期的权责范围，他没那个胆子僭越。
朱慈烺却是从长远考虑，如果每个府都开办这样的行政学院，非但教学质量很难提升，日后还会导致冗官冗员，降低学府含金量。国初的时候，国子监出身的官员才是正途，而进士并不为人所重。后来为什么反过来了？正是因为进士难考，物以稀为贵，国子监却因为教学质量下降，渐渐沦为补充地位。
按照朱慈烺的设想，府和直隶州最多设立高等技术学院，类似后世高职。至于大专院校，最低也要放在省一级行政区划。从这点上来说，廖兴以知府兼任省级单位的一把手，纯粹是天上掉下了馒头。不过作为第一个想到自己培养后备力量的官员，这也算是一种奖励。
只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