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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师都希望周围的人有魅力、性格随和并善于交际。对教授们来说，诚实、有天分或科研成果丰富都是次要的，有无合作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往往更加重要。”路易斯最后说，在一个受合作心理支配的社会中，大学似乎应该成为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最后的圣殿，现在却变成了“赞助、委员会决定、相互吃吃喝喝、漠不关心和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深渊”。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调查研究说明上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干得如何。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社会关系对学术成就有普遍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一个不用功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见得比一个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出息。没有绝对的保障和自然而然的奖赏。然而，对大学生涯的调查表明：天平肯定向有良好关系者倾斜。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费什的黑山州立学院的教授，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好书，在专业上可能仍然没有知名度。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篇学位论文就会被社会尊为专家。他的文章常被引用，本人常受邀请，并获得资助。
甚至科研方向的最新发明——引文、脚注、索引，鼓励的也是谦和与软弱无力的学术著作。一本出版三次的大部头《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从成千上万本期刊中抽出对一些文章书籍引文的脚注。查阅某个作家，例如，C·怀特·米尔斯或丹尼尔·贝尔，常常可以看到米尔斯或贝尔被引用的报刊文章的清单。大体上，这可以让科研人员找到探讨米尔斯或贝尔和有关问题的材料——或者至少是脚注。
然而，这一索引越来越被兜售为了解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方法。它也被用作职务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约翰·韦纳评论说：“如果引用的索引变成了晋升或占有职位和获得补贴或资助的基础，那么，有人引用自己的脚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在思想市场上，脚注就是通货单位……人们肯定该给朋友们作脚注……并竭尽可能让他们也给你作脚注以为回报……”
像任何对名声的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然而，如果用它来衡量人的成就，那些努力奋斗的教授们所应吸取的教训就很清楚了：布一张大网，尽可能多地建立相互关系，不要让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不仅仅是作脚注，紧密结合别人的贡献来设计自己的科研都会很有好处。你引用别人，别人也会引用你。大家都从相互奉承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二
研究职业本身也是一项职业。但是，对学术专业化的研究，包括薪金、阶级背景、民族和性别构成、地位等等，却不能测量出其根本的文化向度。这种研究常常会测不准或打了折扣：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了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
这里只可能大致地说明一些学科是如何屈从于专业化的。米尔斯的话很有见地，因为他最初的研究勾画出了美国的哲学是如何退居校园领地之内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内战以来的“哲学的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在20世纪，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取代了一度曾构成美国哲学界主流的律师、图书馆员和科学家这些“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甚至提供了有关哲学“衰退”，在公共舞台上出现次数减少的一些数字。他统计了登在一般杂志上有关哲学文章的数量，发现在专业刊物增多的同时，在一般传媒上对哲学的“注意力”减少了。哲学家们越来越宁愿相互对话。
尽管米尔斯对杜威的成就表示某种怀疑，但他仍将实用主义者看成是最后的公共哲学家，一种献身于人民大众和传播“开明及自由”的知识、反对专业化倾向的思想家。这种评价也许依然标志着杜威在哲学上的地位。杜威当然未被遗忘。然而，他在哲学系里的地位会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一样，在一堂讲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尽管享有名望却是不科学的先驱者。
杜威在其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中经常批判经院哲学。他公开向公众阐述他的思想。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痛恨哲学的经院化。他在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修道院的小室变成了专业的讲堂；一大堆‘权威’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无穷无尽的专题讨论和刊物填补了时光的空白……如果说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吃力地把时间用来从古旧的稿纸上把字迹抹去的话，那么，新一代的经院哲学家……则批评某些别的批评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
他的《哲学重建》一书谴责了“哲学退出现实舞台”这一状况。在杜威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压力。”哲学必须回归这种社会生活“以重新获得正在失去的活力”。这些话引自杜威1948年为他的1920年文本所作的新的序言。这表明了一个始终如一的观点。这也说明20世纪哲学丝毫也不注意杜威。
杜威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在寻找听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力图创办《思想新闻》，一种介于传单和刊物之间的读物，计划把哲学注入日常的天地中。这一“报纸”保证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当作是人的一种生动的生活，因而是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将它们归于仅属专门兴趣的、与生活割裂的文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经常为《新共和》撰稿并参加许多活动和委员会，唤起公众对这种或那种弊病的警觉。例如，在78岁时，杜威成了调查苏联指控托洛茨基的墨西哥城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但是，杜威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几乎代表了一代哲学家。布鲁斯·库克里克在其关于哈佛大学哲学的《美国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该书并未提及在芝加哥和纽约任教的杜威）得出结论说：自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抛弃了公众。库克里克在论说的最后思考了“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哲学教授“不知道美国哲学一度在大学以外显得很重要。即使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对前辈的观念模糊、思路不清和头脑糊涂表示轻蔑……19世纪哈佛大学的哲学还起着生活的向导的卓越作用，而20世纪中期的它却反映了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的观点”。新的哲学家“把时间用在行政管理、评定毕业生的委员会工作、组织会议和经营刊物等方面。当这些狭隘的专家只注意学识时，他们就将工作看成了游戏，一种不是面对生活问题而是逃避这一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库克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哲学的门外汉得出的结论。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本身也对自己的学科发出了警报。他们怀疑专业化或私人化是否已走得太远；是否应该重新再建公共文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对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提出了疑问。诸如威廉·M·沙利文的《重建公共哲学》，杰拉德·格拉夫的《反对文学的文学》，大卫·里奇的《政治学的悲剧》等著作对整个领域提出了挑战，对潜在的专业化倾向提出了指控。
约翰·杜威所作的哲学上的努力至少在威廉·M·沙利文看来是十分巨大的。他设法恢复公共哲学的活力。沙利文写道：“自从约翰·杜威去世以后，没有一位专业的美国哲学家在专业圈子之外的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号召建立一种“和风俗习惯、和对日常生活实际的理解密切联系的公共哲学。要想保持哲学的真实性和保持使个人的公共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力量，那么，哲学既不能是在智识上脱离实际的一种理论，也不能只是一整套标语口号”。
约翰·E．史密斯在《美国哲学的精神》一书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意杜威的观点，对美国哲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经院之物”表示遗憾。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他希望如果哲学重新具有了更广泛的经验和理论的观念的话，那么，在文化生活中，“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声音”的衰退倾向就会被逆转。”
一本有关约翰·杜威的书籍的作者理查德·J·伯恩斯坦记述了“哲学上越来越大的不安”，并说这种有益的不安部分是由于重新赞赏杜威所引起的。“像里查德·罗蒂这样一位哲学家引用杜威的话决非偶然，他极为明智地批评了现代哲学许多贫乏和不当之处，”要求“重新回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精神上来”。
由于哲学几乎已经无法改革，很可能这些呼吁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当然，每一门学科的自我批判都有自己的过程。然而，哲学的自省也许是最软弱无力的，因为美国哲学所推出的是一种抵制批评性思考的专门知识。其逻辑和语言上的神化把少数能对哲学重新思考的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而这种对哲学重新思考的努力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时常在追求的。
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最无希望的地方有时却可看到改革和自我批判的迹象。但哲学却似乎是人文学科中最常规化的学科，最难以改革。正因为这个缘故，与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不同，在哲学方面持异议的刊物寿命不长，影响甚微。《泰勒斯》这一哲学杂志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于1967年创立了《泰勒斯》杂志。由于对教授们不谈欧洲哲学感到不满，他们组织了关于萨特的讨论会，然后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