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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以后，21岁的麦克尔·哈林顿从中西部来到纽约，继而出去找到了波西米亚的格林威治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宣判消亡了，他发现波西米亚“伙伴”还在。阿尔伯特·帕里、亨利·米勒、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宣布波西米亚死灭的人全都错了。“直到我到了那里。这个村子才消亡的。”他不“仅仅是沉溺于对正在衰退的前波西米亚的怀旧以留驻他自己的青春……我真的在四五十年代后期的纽约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波西米亚文化人，或许还是个天才”。
哈林顿在格林威治村并不孤单。同年，也就是1949年，后来成了一个艺术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的X岁的约翰·格伦，带着他的画家妻子简·威尔逊从衣阿华市来到这里。正如他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备忘录——《散伙了》里面所记述的，他们住在西12街的一个长15英尺、宽12英尺的单间里，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村落才是生命和创造的避难所。像哈林顿一样，他们找到了一群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伯特·马瑟韦尔、拉里·里弗斯，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奋斗并改造着这个众人注目的中心。
其他人在1N9年也陆续到达这个村落，包括后来成了编辑和作家的13岁的乔伊斯·约翰逊，她寻找并发现了波西米亚群落。老远从第16街来的约翰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向闹市区进发，去寻找无名的禁区。她从一些女中学生——穿着“黑色外衣，戴着长耳环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听说这个村子蕴含着“浪漫和奇遇”。她期待看见一个新世界，但却仅仅发现在华盛顿街心公园迎着倾盆大雨唱歌的六个游荡者。然而，他们就足以改变她的生活，激发她遭遇垮掉的一代。
有关死亡和死而复生的报道汗牛充栋。哈林顿坚持认为，这个村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处在活跃状态。其他人则相信，它在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些时期曾达到了顶峰，这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弗洛埃德·德尔宣称，“格林威治村在战争期间曾经是商业化的，”——德尔提到的只是一次世界大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狭小的地下室和小阁楼餐馆对远离商业区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他们来到这个村落，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心里充满了投入让人愉快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渴望。”对于德尔来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讨厌这个村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场所。”真正的村民正离开这里；为了填补空缺，“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村民。’”德尔也不是第一个哀叹这一衰败的人。他说，“我已经听过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人讲述那早些的日子——‘真正的’村落的那些日子，就像他们自豪地说起的……”
这些相互冲突的证言表明，要说出波西米亚群落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或任何文化群体消亡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各种判断相差太大；这个研究对象——文化生命力——太难以捉摸。忙于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发现，格林威治村衰败以后，他们在这里和在纽约、巴黎或芝加哥别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历史学家或回忆录的撰写者们告诉他们，他们来此地已经太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假如他们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德尔本人表明，新来的人快乐地体验着村落里的生活，而意识不到他所作的判断。“这里都是些青年人，和我们当时一样年轻，和我们当时一样欢快、热切。他们是格林威治村的新村民。他们不介意这里的变化，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我们的村落。”
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其商业化和消亡而哀叹的一些评价几乎回到它的起源问题，至少是涉及到了波西米亚俱乐部的发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波西米亚俱乐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反叛者群体发展为期待成功者的藏身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旧金山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及其在红杉林里的夏日营地，亦即波西米亚果园，已经逐渐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当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于1963年出现在波西米亚果园，预测他作为州长的前景时，《纽约时报》以“州长在州立波西米亚果园度周末”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成立于1872年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和西海岸的很多作家及诗人都有联系，包括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然而，几年内，这个俱乐部遭受了波西米亚群落共同的命运：那就是缺钱。许多人因付不起房租而不能加入进来；其他人也采取了行动。一个颇为富有的成员回忆道，“很快就清楚了，只有才能而没钱是不能维持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们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邀请一部分人加入俱乐部，也就是说，邀请一些既有钱又有头脑的人，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对此多抱以蔑视的态度。”有了这个决定，“我们如何取得永久的成功的问题便解决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开心。在1880年后期，一些持异议的并自称为群魔的画家和作家，抗议“商业主义”并离开了俱乐部去重新捕捉最初的波西米亚精神，但是仅仅因为资金短缺而失败。后来，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指责财神在成员中的权势，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开始，富人绝对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他们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气质……现在他们因为有钱而加人进来。”奥斯卡·王尔德对此似乎表示赞同；他在参观俱乐部时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冠楚楚、脑满肠肥、商人模样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历史学家说：“1926年11月，当人们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房间里发现了乔治·斯特灵的尸体时，旧金山的波西米亚已经确定无疑地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了。”斯特灵，一个二流的诗人，一度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追随者，自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深处海湾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为H·L．门肯设晚宴的那个晚上，如果说他的自杀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只是结束了一个章节，而不是整个一本书；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精神向外渗透，某个时候正好迅猛地发展成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波西米亚俱乐部可能已经变得富裕和保守了，但其他中心，例如连接着30年代的波西米亚文化和60年代的同性恋文化的“黑猫咖啡屋”，或者像作为50年代落拓不羁的文化人和诗人的家园的城市之光书店，都还保持着波西米亚原来的风格。
结论就是波西米亚从没有消亡也几乎没有变化吗？1910年和1980年之间，在纽约或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可能吗？肯定有证据表明这点。波西米亚——所有的文化——绝对地相似，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改变，这种聪明的说法是给人以安慰的。在我们得到安慰之前，必须做出重要的区分：一些个体和整个一代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宣称、相信或发现他们正住在波西米亚；这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在今天和过去都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形成一代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来说，这是不同的情形。为此，波西米亚需要更多深入的和在场的了解。
个人的经历和一代人的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文化生活中。特殊的社群——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很少在一刹那间消失。甚至在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中间还可能产生一些经历和特征都与早期居民相去不远的人。例如，争论早期纽约市东部或布朗斯维尔对一代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将是困难的；要强调这些社群已经为后人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困难的。然而，它们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旧日的中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离开了。波西米亚社群的演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划出同样的界限——在个人与一代人之间。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波西米亚的，或对他们是否经历了波西米亚做出鉴定；而不是确定波西米亚从地球上消失的具体日期。问题是何时、为何波西米亚不再吸引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了。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1898—）已经毋庸置疑地提供了有关波西米亚和几代人的最有影响的说明；他的思考对象是他自身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据考利说，“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的间歇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的。”他引用了P．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真正的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发言人”，并“把刚好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引入了他们的轨道。”
在考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在方面毁灭”了他那一代人，并且使他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病毒”、危险以及“使我们过去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容忍”的兴奋。战后，“我们大多数漂流到曼哈顿，到第14大街的南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那里你只要每周花二三美元就可以租一间装修、布置好的廊底小卧室……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来到这里……因为纽约似乎是年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惟一的城市。”对于考利那代人来说，这个村落不仅是“一个场所、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方式：像所有的波西米亚群落一样，这里也是一种教义”。
然而，当他那一代人到达的时候，成功正威胁着这个村落。考利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点，即清教伦理——自我克制、禁欲主义、罪恶感——给资本主义的机器添加了润滑剂。正如考利指出的——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同意的——鼓吹“努力工作、深谋远虑、勤俭节约”的“生产伦理”，属于较早时期的机器时代。新近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工作和节俭，而需要休闲与花销，不需要生产伦理，而需要消费伦理。
在这种旧的“生产伦理”和新的“消费伦理”的冲突中，格林威治村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它本身对娱乐和自我表现的热衷与时代的消费精神正好吻合。波西米亚证明是市场的前卫。“为此时此刻活着，”这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观念，激发人们购物的愉悦；价格和实用性就不再成为一种约束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女性平等”只在波西米亚群落中而不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使香烟的消费增加一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严肃的学说以宽松的方式服务于美国以增强消费，这体现了新型伦理的活力。美国烟草公司聘用了弗洛伊德的侄儿，爱德华·伯奈斯策划了一次运动，鼓励女性吸烟。伯奈斯向早期美国精神分析学家A．A．布里尔请教，并了解到吸烟再现了通过口腔满足性欲的升华，这象征了妇女的解放，甚至是“自由的火炬”的象征。利用这一发现的伯奈斯招收女性于1929年在第五大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中吸烟。他通过喇叭高喊，“我们10个年轻女性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于复活节在第五大街上点燃了‘自由的火炬’，以示对女性不平等的抗议，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轰动。”
广告商叫嚷着传播一种曾只是少数人采用的波西米亚式抗议；美国人排成了一个列队。考利观察到，“格林威治村的典范在商业的帮助下，已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