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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彭德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万多人，有效地策应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7、8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了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彭德怀立即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这时，天降大雨，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3）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当他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5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36师师长钟松，孤军深入，派第123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整36师。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以伏击姿态歼灭之。20日拂晓，彭德怀命令发起攻击，将整36师两个梯队分割包围于沙家店附近及常高山以南地区，激战至黄昏，歼灭该师师部及两个旅。
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参加彭德怀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在沙家店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1948年1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命令，战至第二天，全歼刘戡所部共万人，国民党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
战后6天，毛泽东挥笔著文，称：此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次大胜利。
4月22日，延安解放。彭德怀提前两年使这座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4月24日，彭德怀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打下太原之后，毛泽东将第18、19兵团调西北战场，归彭德怀指挥，参加对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东山再起。
1949年7月，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指示精神，彭德怀组织了扶（风）眉（县）战役，扶眉战役经历4天，消灭胡宗南万人，使骄横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至此，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尔后，彭德怀与毛泽东函电往返，商讨“击马”战策。在局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不要一石二鸟”，并坦诚指出，“不要性急”。在胡、马联合，大军压进西安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询问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接着，又给彭德怀单独发来三个A的电报，说“胜敌若有困难，或可再增调第20兵团于你。”秉性刚强的彭德怀为毛泽东的关心所感动，经过反复决断；他决心固守西安，“不要”援兵，“以患为例，险中求夷”，以果敢的魄力和勇于冒险的精神，用胜利向毛泽东报捷。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在迪化握手，新疆国民党10万官兵倒戈，迎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曙光。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解放。彭德怀再一次给毛泽东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4）
1950年秋，出兵抗美援朝已是万分火急的事。“既然*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彭德怀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彭德怀也于同一天过江，并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这时，毛泽东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计划，电告彭德怀，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彭德怀回电毛泽东，打算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联合国军”处处被围被歼。但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战果却不完全满意。为取得更大的战果，彭德怀很快召开了志愿军党委关于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方针和布署研究会议。决定先避敌人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很快，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30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结果，第二次战役比第一次战役打得更为漂亮，共歼敌万多人，其中美军万多人，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我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精神振奋地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部队休整两月之后，彭德怀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他冷静思考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明了自己对第三次战役的态度。毛泽东立即复电彭德怀，同意他的看法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突击进攻，发起了第三次战役。经过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中朝军队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军队后方供给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于是，在1951年1月7日夜，彭德怀果断命令左、右纵队各军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从而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有了这三次战役的经验，志愿军相继发动了第四、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使美军遭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
美国不得不建议双方停战谈判。7月10日，中朝与“联合国军”双方正式开始谈判，但是缺乏诚意的美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多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采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老办法，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成，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全世界人民明白，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惧怕战争！
经过谈判桌前两年时间的反复较量，内外交困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7月31日，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
彭德怀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撰《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著作，对建设农村根据地，运动战原则等问题作了理论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论著，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所撰《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著作，系统论述了建军、作战等问题。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1）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只有*是惟一一个身首异处，最终没能走进八宝山的人，也是惟一一个从大荣走向大耻的人、惟一一个从正面走向反面的人。
有人这样说，*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偏爱在事物的两极走钢丝的“天才”，他的一生可谓大雄大奸、大智大愚、大隐大显、大喜大悲、大红大紫而又大丑大恶。在建国前进行的22年革命战争中，*率部所向披靡，百战常胜，建立的功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而在建国后的“*”十年浩劫中，*对一个个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一幕幕令人不可理喻的可悲丑剧，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被毛泽东宠爱有加，“钦定”为党的接班人，并正式载入党章；偏偏又是他，阴险策划了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泽东，最终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的可耻下场。
当然，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能打仗的军事统帅，这也是毋庸置疑的。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以后，分两次共评出了36位军事家，*仍位列其中之一。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胜利会师时，*是朱德麾下的1营营长。*过去与毛泽东从未见过面，但多次从自己的恩师朱德那里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另外也从湘南的地方干部和群众口中，听说过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故事，心里对毛泽东涌起一股崇敬之情。毛泽东也知道朱德领导的革命军在湘南连续取得耒阳城、敖山庙战斗胜利的战绩，但是不知道在这些战斗中立大功的*。当陈毅向毛泽东介绍*时，毛泽东才知道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是个娃娃营长，便高兴地握着*的手说：“你这么年轻，又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