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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插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