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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
姜山的酒量很好，我也还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大家会刻意避开“网球”、“比赛”这类话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
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但是她希望，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
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内向、非常不自信的孩子，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是那种每天都会化妆的女人，我经常看她站在镜子前细细梳妆打扮的样子。小时候的我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放下来的话，可以垂到腰部。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特别爱美，没事儿总对着镜子照。结果被妈妈严厉地批评过一次，她批评说我每天就知道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
从那以后，我很少照镜子了，那句话跟随了我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镜子，那种挫败感就会从记忆中不声不响地流淌出来，包围我全身。
为了打球方便，网球队的女孩子们会把长发扎成马尾或是梳成辫子，我梳头时从来不用梳子，简单地用手理一下就立刻扎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
我4岁以前都住在外公外婆家，跟外婆家的人都很亲，两个舅舅也从没拿我当过外人。我和两个舅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舅舅的女儿比我小5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手足之情十分深厚。小舅舅只比我大12岁，小时候他总带我一起玩。
当年我家困难的时候，两个舅舅时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环境相对好点，我能帮他们一把就会多帮他们一把。让我难堪的是，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项武器。她对舅舅们的态度显然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周一次的家族聚会上，舅舅有时谈点工作上的事，妈妈立刻不耐烦地打断：“你别给我说这件事情，我听着就烦。”
我的外婆是个豁达乐观的老人，每次我要给她钱时，她都坚决不肯要，说这是你的血汗钱，来得不易，我花了心会疼。我妈妈却似乎把钱当成了证明我们母女关系从不曾冷淡的铁证，她很坦然地接受我“孝敬”的任何钱或者物，但却对我给予舅舅们的小小帮助感到不解。
这个态度当然会让大家很尴尬，不过她是大姐，舅舅们也不太在意。我背着人跟她谈：别这样，不要总觉得别人都是欠你的。我们要想想在我们落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我们的。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不见得有我们家这样团结和睦。
另外，妈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我运动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会提前要求我在她聚会时打电话给她，好让她的同学听到——她觉得这样才算面上有光。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别扭。
但我又不能说她，我说多了，妈妈会觉得我和她立场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她总是不停地感到生气、委屈。因此不管她说什么，我也只是听着，尽量忍着不回嘴。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总是想小时候我住在体校，她是怎么天天来看我，大热天给我带冰镇绿豆汤解暑。她是我的妈妈，我非常非常爱她。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爱我。只是我现在经常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交流和沟通了。
妈妈当然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觉得孤单，特别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但我们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真待在一起又会闹得大家都不开心。这也让妈妈非常痛苦。她是个非常直的人，不开心就会讲出来，抱怨我不去看她，不多陪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我宁愿和姜山的妈妈待在一起，她和我妈妈的想法完全不同，姜山的妈妈持一种“只要你们觉得幸福就好”的心态，比较尊重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并不干涉。我妈妈总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需要监督和管制，哪怕我都快30岁了。她执著地用她的经验来指导我的生活，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
妈妈觉得她是过来人，经验会更丰富一些，我就必须要听她的。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
所以当我妈提出要帮我抚养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就在心里拒绝了。不行，我心里说，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
归根到底，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16 打败前十
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我打完三盘，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从我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情绪激动的状态中。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炮轰国家队机制”的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有人说我“一碰到前十就输”，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不一而足。
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你看，别人说的是对的，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十。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不上宴席。”
姜山回复我：“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让我赶紧克制自己、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姜山远在万里之外，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谁让你攻击体制呢？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更不看报纸。
在那段时间，姜山忙坏了，他一边要应付学业，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但我很耐心地听着，除了爸爸，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不惜代价、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
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教我保护自己，教我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一点点，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控制情绪。虽然还是会被伤害，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
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大家都是一锅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
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理想中的“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