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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支从不少于二十五英镑，而有一次花了约五十英镑。这样的支出几倍于
为取得选民资格而购房置地的费用。当然，弗吉尼亚的一项法规禁止任何人
“直接或间接地”提供”钱、肉、饮料……礼物、赏金或宴乐……以图当选，
或选入议会供职”，但该项法律似乎很少实施。殷勤好客之盛誉实际上是避
免选举期间涉嫌行贿的最好挡箭牌。
投票在县政府内举行，如果天气好，则在县政府外的草坪上举行。它和
现代美国选举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它公布每一个选民的选择，并导致候选人
和选民之间有机会互报恩怨。根据几乎从未中断的惯例，候选人应亲临投票
场所。县长、候选人和职员（包括为每个候选人所配的一个职员）同桌而坐。
选民一个一个上来宣布其选择，这就像记分牌一样公开记分。既然任何到场
者都能看到最后统计结果，候选人就可以在最后时刻派支持者投入所需的追
加选票。在每个选民宣布他选谁时，一边会大叫赞成，另一边则会高声呵斥。
赌局有变，便押上新的筹码，得票的候选人起立鞠躬，向选民致谢，如说，
“布坎南先生，你这张选票我将铭记在心，永远引为荣耀。”对选民的信任
表示个人感谢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致候选人在不能到场的罕见情况下，就委
托一位朋友代致敬意。1758 年选举期间，乔治·华盛顿正在坎伯兰要塞统
领弗雷德里克的民兵而不能分身，他的朋友、县里最有势力的人物詹姆斯·伍
德坐镇投票场，凡是对这位缺席的上校表示美意的选民，他都一一致谢。一
种不常用的选举方式是举手、鼓掌或其他一些非正式表示。
绅士阶层对选举的支配决不限于其赢得选民的赞誉能力，因为他们是从
自己人中间选拔县长的，而选举则由县长主持。县长决定谁有资格投票，确
定选举日期，规定投票时间的起讫；如不满于他的决定，除了诉诸议会外别
无他法，而议会通常是不大愿意否决地方官员的决定的。
最后，县长总要在县府大门口宣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请进府投票，
不然选举就要结束了。”有时，选举本应在下午两点钟结束。但如果县长发
现许多选民“因天雨或河水上涨”受阻，他就可能将选举延长一天。弗吉尼
亚的绅士们有权延长选举直至胜券在握，这使现代的候选人不胜羡慕之至。
弗吉尼亚法律允许土地所有者先生在其具有财产资格的每一个县里投
票。他如果在三个县里具备财产资格，就可以投票选举三个县的议员。既然
一个人可以在民众代表院里代表他可以参加选举的任何一个选区，这就进一
步扩大了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机会。他们可以选择最有可能当选的选区进行竞
选。弗吉尼亚许多大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约翰·马
歇尔和本杰明·哈里森在内，都利用他们拥有的广阔和分散的地产来促进自
己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20．邻里式共和政体
弗吉尼亚共和主义的贵族特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杰斐逊和华盛顿一类弗
吉尼亚人比出身于北美其他地区的许多有见识的同代人更相信代议制政体。
在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古维纳尔·莫里斯生活的殖民地里，
“人民”是反复无常的城市群氓，像“一头巨兽”。弗吉尼亚人认为，“共
和”政体是一种微妙地加以平衡的传统安排。
若有哪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编撰寓言来描述这个问题的话，他很难写得比
《候选人，或弗吉尼亚选举幽默》更好。这是梅克伦堡的罗伯特·芒福特于
1770 年写成的一部三幕喜剧。这部短剧在反映美国人善开政治玩笑的才能
方面也许堪称鼻祖。在该剧中，一小群选民扮演了和蔼可亲、消极被动但决
非愚蠢的角色。包括候选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些选民能够鉴别人品，
识破诡计多端、野心勃勃或不诚实的候选人。
奢望者伍德比：好了，我已经摸透了那些主角儿的心绪，发觉他们还在惴惴不安地摸大亨
沃西和我本人的底。他们趾高气扬而又希望渺茫，为得几张选票不惜如此卑躬屈膝，阿谀奉承，
所以我希望赶快把他们彻底鄙弃。
明公候选志在青云，
从不屈尊掩盖真情。
轻移慢滑马到成功，
逆流激浪切莫横冲。
愚夫奢望高官显职，
喧闹呼喊难免一失。
土地所有者先生们一面学着尊仰伍德比和沃西，自然而然地要鄙弃那些趾高
气扬而又希望渺茫的人和有钱的酒鬼约翰·托迪爵士。
大亨沃西：我一点不想当官；你知道我厌恶官宦生涯，伍德比，我从来没有为他们迄今一
直强加于我的这个倒霉官职求过人。
奢望者伍德比，我相信你跟大家一样喜欢享受家庭乐趣，你厌恶官宦生涯是因为你在府上
其乐融融。不过，阁下，挑重担，任劳任怨，这可是每个有能耐为国效劳的人的责任。
运行良好的贵族政治机器决不是要挫伤人民的意志，而只是要使人民免犯错
误，县长总是在适当时候结束选举。聪明的邻人们终于以鼓掌方式选出了这
两位能干的候选人。伍德比欣喜若狂，说这是“与弗吉尼亚人相称的一种独
立精神”的绝妙证据。
弗吉尼亚农村的这些习俗在议员们中间培育了一种类似的独立精神。促
使弗吉尼亚选举贵族化的种种情况——议会职务世袭化的倾向和大种植园主
的自信与安全感——激励议员们明智和独立地断案议事。一旦进入该立法机
构，他们对选民的喜怒哀乐便很少回眸一顾，这种习惯往往使现代议员成为
其选民的一面易碎的镜子。
当时的弗吉尼亚人普遍承认，门第高贵的大种植园主有约定俗成的权利
成为居统治地位的议员，当然这总是要以他们能赢得家道不那么殷实的邻居
的好评为条件的。约翰·F·D·史密斯后来在美国革命时期指出，“这里各
不同阶级生活之间的差别，也许要比任何其他殖民地大一些；遍及美国绝大
部分地区的平等精神和平等原则，在弗吉尼亚却还未达到那样的程度。”大
种植园主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不敢出来竞选议员，倒不是怕遭到失败，
而是因为肯定会获胜。
社会地位的稳固形成了裁决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效力，它使弗吉尼亚的民
众代表院成为审议和讨论问题的场所，这在现代立法机构中是少见的。议员
们逐渐接受了爱德蒙·伯克关于议员的理想——议员并不听命于选民一时的
兴致，而只相信自己个人的判断。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选民拥有充分的权
力来制止议员的不负责任行为，但没有足够权力确保议员们唯命是从。这是
一种很难达到的平衡，但它同议会的效能有很大关系。在芒福特的《候选人》
一剧中，那位正直善良的伍德比小心翼翼地回避作出一切按人民愿望去办的
许诺，因为除非人民认为他比自己高明，就不会选他。这种伯克式的独立精
神后来产生了那件最著名的事例：1788 年，在为批准新的联邦宪法而召开
的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至少有八名代表违背其选民意愿投票拥护新政府。
议员才能上的差异只是弗吉尼亚议会和现代国家立法机构在气氛上不同
的一部分原因，在争论《印花税法》的重要年代里，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审
议中那种严肃、明智、诚实的气氛和雄辩滔滔——杰斐逊当时还是一名大学
生，在会议厅的门外聆听了这场“杀气腾腾的”辩论——并非仅仅因为这些
议员们卓著非凡和问题之重大。这些议员并不满足于成为其选民反复无常的
奇想怪念的代言人。他们的发言针对同僚的意见，十分严肃认真，论点有时
甚为精妙。他们的辩论没有现代《国会记录》和地方议会记录里那种因插科
打浑而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的离题之谈。在那个时代，议员（至少在弗吉尼
亚是如此）仍然习惯于把较多时间花在议会的审议工作上，而不忙于去答复
选民来信、在议会诸委员会里制造“新闻”或为其忠诚的追随者谋差使。美
国的民间传说只不过略为夸张了一点：弗吉尼亚议会与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
相比，可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会。
议员们彼此交谈，没有人对华丽的词藻有多大的兴趣。除了帕特里克·亨
利等不多几个明显的例外，弗吉尼亚的议员们谈吐朴实，谈话形式随便；那
里对演讲能力不太看重，这在代议制政体时代是罕见的。在民众代表院——
其内部交往之密切今天凡是访问过威廉斯堡殖民地时代遗址的人都能感觉到
——这一小圈子中，以理服人最重要，而蛊惑人心的言论毫无用处。杰斐逊
不是一个雄辩家，这使他后来采取向国会致送年度咨文的形式而不是亲自发
表国情演说；华盛顿和麦 迪逊的口才也好不了多少。十八世纪民众代表院
里的头面人物——如理查德·布兰德、佩顿·伦道夫和约翰·罗宾逊等——
全都是蹩脚的演说家，民众代表院（同它的英国对应机构下议院一样），是
绅士们严肃讨论公共问题的排他性俱乐部。
弗吉尼亚是由富人治理的。凡是殷实富裕的家族，都有人在总督参事会。
民众代表院、县政府或其他统治机构里当官，殖民地的统治机构也没有一个
不是由富人控制的。据信这些人对社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如烟草价格及其
生产成本、主要进口货的质量、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布局，必要的船运性能、
主要道路的走向和最佳渡口的位置等等，无不了如指掌，而事实亦往往是如
此。
土地——耕种、抛荒和在子女中分摊的土地——是所有统治家族和弗吉
尼亚财富的基础。弗吉尼亚一片片辽阔的处女地在以后数十年中可望大大增
值，而分配这些土地的权力则操在政府、尤其是民众代表院和总督参事会手
里。
民众代表院对已垦殖的土地还拥有重要的日常处置权，而这类权力在英
国是由法院行使的。在英国，如果土地所有人继承了限定继承权的土地，而
他想把这些土地完全据为已有，那就要履行由机智的律师拟订出来的复杂的
法院例行手续。在弗吉尼亚可不是这样。那里的任何继承人要摆脱这种限制，
就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从民众代表院获得关于这块土地的私权法令。1711 年
到 1774 年间，总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样的议案，其中将近四分之三是
为了保护一些主要家族成员的权益，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
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珀斯家族、佩奇家
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那茨家底所有这些家族，或
本人，或通过亲戚，在议会里有发言权，而议会则按照他们的吁请行事。议
会通过的这类有关私人权益的议案，对有财有势的种植园主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没有这些，他就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转移劳动力，或弃置
地力耗尽的田块以便进一步向西谋取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和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