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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地方，劳力缺乏都有助于消除社会偏见。在早期新英格兰，一个
家境优裕的女孩外出做家务女工的事并不鲜见，而且显然也不遭到非议。塞
缨尔·休厄尔法官曾记述说，他的妹妹打算到波士顿的一户人家做女仆。1771
年任波士顿海关副关长的威廉·谢菲去世时，他的妻子，一个显赫人物的女
儿，在朋友帮助下开始经营杂货生意。
距离遥远、社会和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缺乏诸新兴阶级所需的学校，使
妇女不得不承担起教育家庭的责任，从而扩大了她们的兴趣。也许正是这一
点，使得科顿·马瑟教女儿凯瑟琳学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一事不像今天看上去
那么奇怪。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之一乔治·威恩（杰斐逊曾是其手下
的法律见习主）被认为“精通希腊语，而这是他母亲在边远地区教会他的”。
杰斐逊 1783 年解释说，他给自己女儿帕齐订的读书计划须“迥然不同于我
认为除美国之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适子女性的读书计划。我在计划中必须不
只着眼于女儿本人，而是要尽可能将她当作她自己小家庭的主妇。我估计，
她十之八九会嫁给一个傻瓜，她一家的家庭教育当然很可能依赖她的观念与
指导而无人相助。所以，在最好的诗文之外，我补充了一定范围的较为严肃
的科学的书目。”
即使这种零星证据也表明，殖民地的妇女比起后来二十世纪的妇女，在
更为各各不同的活动中取得成功，在职业与公共生活中也更为杰出。殖民地
的法律倾向于使男女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已婚妇女的权利以及她们经营事
业和离婚的权力也大为扩充，这些以法律保护妇女的方式是英国习惯法所未
曾有过的。
同欧洲的男子相比，美洲男于同美洲妇女一样，一般不那么专业化，他
们迫于环境的力量而变得多才多艺，他们并非“万能者”，但却是“多面手”。
工作和机会使他们兴趣广泛而多变。“务实者”（而非鉴赏家）是美利坚人
多才多艺的典型，因为前者从其机遇中寻求启示。蒂莫西·德怀特十九世纪
初评论说：“所有新英格兰人，除了那些身患疾病和遭到不幸的人，都是务
实者……此问认为，一个教士的事业是拯救其徒众，而非用大量的知识充塞
自己的头脑，无论这些知识在其他方面将如何可以装饰门面或如何有用，其
与上述目标的联系肯定是很不完善的……这里的教士很少有广泛的藏书足以
实现上述的成就。”在其他有学问的职业中，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也是他干得
怎样，而不是他对某个专业懂得多少。学院教员被视作教育工具而非智慧仓
库，他们首先是”教师”。每当妇女在自己的新任务和新的机遇中承担角色
时，重点也总是挑直 接有帮助的：她们有几项工作可做。女性那优雅的传
统标准在此也毫无用处。
从美洲殖民地的全部局限与机会中，形成了一种美利坚人的观念，它生
发于这样一种信念：知识，如同新大陆本身一样，仍然只是半已发现，半待
探索的。英国的手册，如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告诫将要成为绅士的
人不要看来过分精通某一行（无论其为跳舞、剑术、读书或写作），以免被
人认为因为没有贵族田产而不得不靠做工匠谋生。但即使在早期，某些弗吉
尼亚的想要成为绅士的人由于担心显得过分精通一行而不去下功夫，那也为
时不长；绅士式的无能是与美利坚人的气质截然对立的。在美洲，精通各行
业务（也许学究或垄断者的业务除外），是受欢迎的。
美国人对那种深奥孤僻和“纯粹”的聪明人是缺乏热情的。对于古怪和
神圣的东西、对于能使任何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思想力量的一种有益的敬畏
心理，激发了美国人的“神授平均”的信念。没有美洲的机遇，这种信念是
无法生成的。克莱维科尔 1782 年评论到美洲去的移民情况时说：“他未像
在欧洲那样发现一个到处拥挤不堪、人口过多的社会；他未感觉到无休止的
党派冲突、创业的困难以及使许多人身败名裂的竞争。在美洲，人人都有活
动地方。他具有任何特殊才能或干劲吗？他以此去谋主计，并能获得成功。”
第七编有学问者丧失其垄断
“这是一个摆脱了人类三大祸患——教
士，律师和医生——的地方……这里的
人民太穷，无法供养这些有学问的绅
士。”
威廉·伯德
31．职业的流动性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殖民地时代与其说是造就天才的时代，毋宁说是
一个解放的时代。它的遗产并非伟大的个人思想家，而是经过更新的社会思
想。旧的范畴被扬弃，新局面显示出了旧知识的未曾料到的用处。
殖民地时代的美洲并非发生此种突破旧模式情况的最早的时间与地点。
欧洲的新教改革运动已经反对教士与俗人之间以及天堂钥匙的掌握者与谋求
进入天堂的芸芸众生之间的差别。但是，宗教改革者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受制
于其宗教制度的继承性。例如在英国，对英国高等文化施加如此普遍影响的
古老的牛津与剑桥大学，便是中世纪统一教会的遗物，当时教士是一种不同
于几人的种类。那些显赫的大学仅通过坚持，就使许多古老的差别、特别是
神圣学问的守护者和整个社会间的差别长久保存下来。美洲殖民地摆脱了所
有这一切，因而在容许生活与思想的新的变动方面比较开放。所有信徒皆为
教士的制度在美利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表现。
到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活动范围已凝滞于职业范畴，凝滞于不同的行
会、城市公司和雇主协会等私人领域，而职业则把各个思想领域分隔开来。
每个职业学问领域都竖有法律与习俗的权威相应设立的“严禁入内”的牌于。
在较新的美洲文化领域中却几乎没有此类牌于；由于完全没有有组织的垄断
者，旧的垄断集团也就不可能持久存在。美洲破除了种种差别；那里的生活
中到处是令人惊异的事物，未曾探索的荒野。难以预见的问题，其任务无法
精细地划分以进行法律上的分类。任何偏爱其平静生活节奏的人，希望在没
有业余人士、闯入者与流浪汉的竞争下从事其特许行业的人，或者不愿从事
未经合法批准的工作的人，还是在英国的境遇较好。
至少四个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决定性事实促成了这种人类关于自身及其知
识门类的思想的新变动。它们并不是人类预见的产物，而是新大陆环境的产
物。
倒退。当一个人发觉自己被抛回到早先时代的条件时，必然会发现许多
东西，他重新发现了早已遗忘的工具的用法，学着用原始时代的粗糙范畴去
思考它们。早先人类用来杀生的锋利石头同他用来砍割的利石并没有什么不
同，但在较发达的文化中，随着这两种石头成为比较专门的器具，便出现了
“武器，与“工具”的区别。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火器主要是作为武
器。但美洲殖民地的边远居民不得不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免受肆行劫掠的
野蛮人侵犯，并且常常以狩猎应付一日三餐，因而对他们来说，武器和工具
的区别再次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关于工具是如此，那么关于制度和职业的问
题也同样是如此。在原始条件下，实施不同治疗方式的人——叨念符咒者，
操刀施术者及配制麻药者——之间几无区别。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所有这
些工作已形成区别，其中每一种都成了一个各别集团的私家领地：理发匠兼
外科医生，内科医师，以及药剂帅。而在美洲，这些差别本来难以保留；治
疗者（有时是一个律师，或是总督或教士）重又从事所有这些不同的工作。
意外情况要求多方多艺。在日常生活已由居于当地的数代人耗磨出一套
常年的习惯的地方，人们只须按其先辈以前所曾面临的事务去准备一切。但
在新大陆则非如此。此处出现意外情况已同寻常。人们必须准备随时应付。
外行必须准备充当律师、建筑师和医生，去从事别人（这些人只能在大洋对
岸的欧洲找到）远为擅长的手艺。多才多艺已不仅仅是一种长处，也是一种
必需。不能事事懂点皮毛的人，就够不上做个美利坚人。
机构的缺乏。由于那里机构稀少，彼此便不能截然区分。甚至信仰不同
的教士也逐渐趋于同化。请教徒逐渐变得不那么拘泥于请教教义，圣公会派
逐渐背离主教至上原则而倾向公理派教义，贵格会派之类不愿迁就新大陆境
况的教派，则无法长久地进行统治。克莱维科 1782 年评论说：“所有教派
如同所有民族一样混合起来，对宗教的冷淡从这块大陆的这一头不知不觉地
传到了那一头；这是目前美国人最强烈的特征之一，它将如何进展无人可以
逆料……”
殖民地建立一个中世纪式行会的最后的认真努力于 1718 年发生在费
城。在旧世界，仅次于职业行会的垄断知识的最重要机构，是古老的教育机
构。但美洲也不存在这种机构，新大陆化解了思想的各种范畴。
劳力缺乏与土地充足。殖民地时代的美洲缺乏劳力与技艺；人们不得不
亲自做许多事，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雇佣别人代劳。他们不得不制定较低的
标准，否则任何事也千不成。木工不得不成为桶匠、家具匠和补鞋匠。印刷
商成了作家、造纸商、装订匠、墨水制造者、邮政局长和社会人士。土地富
足意味着即使作为农民，也无需讲求效率就可以过日子。在人们能够“耗尽”
其地力并想当然地认为有着供将来使用的庞大保留地的地方，就不会有促成
十八世纪英国农业改革的那种刺激。在任何东西，包括古老的宅基地都可出
售的地方，人们便不那么依恋于任何特定的土地。一旦某块土地不再能供养
他们，他们便向别处迁移。土地本身已丧失其古老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许多
特点。在这里，谋生不怎么需要专门本领。至少对于自由的殖民地白人居民
来说，存在许多不同的谋生方式，人们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行业或他们从业的
地点。
富兰克林在其《移居美洲者须知》（1782 年）中解释道：“新来者是
受欢迎的，因为有足够的地方供给所有的人，所以老居民并不妒忌他们。”
由于土地便宜，任何勤勉的年轻人都可发迹。“一直在要求更多的从事日常
生活所需的各种行业的工匠，因为那些拓殖者们需要建造房屋和制作各种各
样的家用器具，这些是不易从欧洲带来的。任何从事这些手艺的工匠，只要
功夫还过得去，就肯定能被雇佣并且报酬甚丰，没有任何限制妨碍新来者从
事其熟悉的手艺，他们亦无需得到任何批准。”他评论说，在美国任何人都
可希望并期待成为师傅，因为任何勤奋的年轻人都可获得一个学徒身分，而
这在欧洲本身是颇需花费的。“在美国，居民的迅增消除了竞争的恐惧，工
匠们愿意接受学徒，以期在加以指教后，在规定期限的剩余时间里从他们的
劳动中获利。因此贫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