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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仓和篱笆需要小修小补时请不起木匠一样。即使是大种植园，主人一般也
是依靠自己、妻子或监工来进行日常治疗和处理紧急情况下的危重病情的。
当威廉·伯德于 1732 年来到里士满附近的种植园时，得知当地正盛行一种
致命的痢疾，他立即嘱咐管家“在我手下人得病的情况下执行下述疗法：患
者立时放血八盎司左右，次日服用印第安催吐药，病情如无缓和则后一天再
重复催吐。同时，食物仅限鸡汤和煎蛋，只喝用一夸脱水搀和煮沸的四分之
一品脱牛奶，其中投入少许毛蕊花根或刺梨根，以恢复肠子的粘液，愈合其
剥蚀的粘膜。同时，我命他将此方法告诉所有贫苦邻居，尤其是各位监工，
严令他们在一有此病征兆时立即施用，因为此病和任何急病一样，会因拖延
酿成大祸。”乔治·华盛顿常常为他的奴隶们诊病开药。在他自己最后一次
患病时，首先用放血为他治疗的不是医生，而是他的一名监工。托马斯·杰
斐逊有一年夏天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时，他亲手为自己种植园的七、八十人
接种疫苗，并指点他的邻居们为另外百十来人接种。
治疗疾病的负担很大一部分落在种植园主妻子的身上。她们会在深夜的
任何时候被人叫醒，为临产的妇女接生，或到奴隶的棚舍中为陡生急病的奴
隶诊视。她们还要照看女奴婴孩们的育婴室。杰斯德罗侯爵在 1781 年关于
威廉·伯德第三的遗孀玛丽·威廉·伯德的事迹写道：“她对黑奴的照顾甚
为周到，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他们过得愉快，在他们生病时亲自为他
们诊治。对黑人易患的疾病，她甚至还有些有趣的发现。例如，该殖民地的
医生对一种通常几天就能致人死命的斑疹伤寒毫无办法，而她却发现了一种
非常有效的治疗办法。”
毫不奇怪，在弗吉尼亚一些图书馆的最为平常的藏书中就能找到为门外
汉编写的医疗指南。《自我医疗：种植园医务手册》（1734 年）是当时极
受欢迎的一本书，它开列了“自己治愈易由本地气候诱发的全部或大部疾病
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所需费用低廉，大多数药物本地均有生长和生产。”本
杰明·富兰克林在贫城将此书出了三版（1734 年、1736 年和 1737 年）。在
英属美洲忖印的第一部药典是威廉·布朗博士编纂的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
子。此书成于 1778 年，即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它开列了各种最简单、最
便宜和最容易得到的药物。
殖民地的生活环境，有时会滋长轻视学问的偏向，同时也容易产生对似
乎无所不知的专业人员的不信任感，而这些人在欧洲也正受到嘲笑和奚落。
威廉·伯德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是如此强烈，以致在他即将死去时，也不愿找
个医生。他的儿子、著名的威廉·伯德第二，也宁可使用自己的较为实际的
方法。在富兰克林的居住地费城，流传着一首尖刻的讽刺诗，题为“请来两
位医生的好处”：
一位医生干脆利落，好似划船的桨手，
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回春的妙手：
两位医生犹如一对巨桨，
顷刻之间，送你到冥河彼岸。
1807 年，杰斐逊有力地指责了医生们专横自恃的教条作风：
他［明智的医生］既然己如此经常地目睹了自然力对于功能失调的恢复作用，就应信赖它们的
效能，而不应随意打断它。人体无比复杂和奥妙，人生无比神圣，谁要是在这方面想入非非、
妄加试验，那只能使有病的机体更加紊乱。即便是为了维持病人的希望和精神而必须采取措施，
那这种措施也应当是最无害的。在我所认识的最有成就的医生中，有一位曾这样告诉我：在他
使用的药物中，面包搓成的小丸、有色的清水，还有山核桃烧成的灰粉，比其他药物加在一起
还多。这当然是一个虔诚的骗局，但那些一意孤行的医生仍把臆想当作真知。他们从狭窄的已
知领域唐突地闯入无边的未知天地。他们空想出各种怪异的理论，从微粒吸引、化学媒介、机
械动力、外来刺激、应激性的积聚或耗竭，直到用柳叶刀放血和注水银剂充实等等。他们把这
些空幻的理论或其他异想天开的梦幻作为准则，以为自己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揭示了一切自然奥
秘。他们依据这些假设的原则制订了疾病大全，将疾病分门别类，并通过类比推断把自己的治
疗方法引伸到被他武断地归并在一起的所有病例。我有幸活到今日，亲眼看见霍夫曼、玻尔哈
弗、斯塔尔、卡伦和布朗等人的门徒有如走马灯上的人物一般，一个接一个由盛至衰，而他们
的奇思异想有如巴黎一年一度的玩偶穿着的服饰，今日固其新颖而风靡一时，明日则让位于更
新的款式而销声匿迹。被这些时髦绝招折腾的病人有时竟得康复，但这无非是劫后余生罢了。
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别的东西，但它在医学科学的这一领域，却将最终依靠大西洋此岸的引
导来掌握健全的原则。
虽然美利坚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受形式复杂的江湖医术的影响，他们所处
的环境却诱使他们倾向于自然康复的做法。医生们引经据典开出的万应药
方，有时为书报所大肆宣扬的环境万应药方所取代：如新英格兰的空气、弗
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在大自然对人如此慷慨的地方，人们往往容易
对大自然期望过多。
戴维·拉姆齐博士在美国独立两周年之际预言：艺术和科学“需要有新
鲜土壤，而它们总是在新的国家里最为昌盛”。那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证明这
番话是正确的。然而，他在夸耀美国非专业医生的成功时却比较接近干事实。
他们依靠常识。取得了专家们依靠学问所难以或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在
耳闻目睹这些经验的弟子所创造的许多疗法时，科学大师有时会顿失尊严。
这些经验的弟子既无理论，亦无体系，但他们靠着观察和实践，在治疗常见
病方面得心应手。”
35．以社会为中心
美洲经验的可取之处，恰恰主要是在现已明显成为公共保健问题的常见
病这个领域。有些疾病在欧洲仿佛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规避的一部分，但在这
里却能采取谨慎小心的公共措施来避免。有些在英国属于地方性的或不断流
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时疫的形式突然和极为令人注目地对社会构成威胁。
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注，与其说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不如说
取决于它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否强烈和深刻。按人口比例来说，天花在美洲
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少于英国，但它在美洲几乎毫无例外地是
以引人注目的时疫形式出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
儿童时期的常见病。一个人成年时，几乎肯定已经与这种疾病有所接触，要
么是他有抗病能力，要么是在得病后生存下来，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欧洲
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种时疫。美洲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欧洲人将此病带
入之前，美洲从 未有过天花，因而它在这里的流行程度远非那么广泛。许
多居民度过了儿童时期而没有得此病症。
在十八世纪，许多人不愿送儿子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为害怕
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国来访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尔 1702 年来到威廉与
玛丽学院时，对于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惊讶。他了解到，原
先将儿子送往英国学习的有钱人家，现在宁可选择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
不愿冒在英国感染天花的危险。休·琼斯牧师在 1724 年指出，“要不是害
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弗吉尼亚人本来是会受到英国教育的。
如果父母们愿意冒险一试，让他们想当牧师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弗吉尼亚的
教会可能就不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独立性。
由于天花在印第安人中前所未闻，他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据托马斯·哈
钦森总督后来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633 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
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没有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
切，死亡人数按比例而言超过英国人。以约翰·萨格摩为首的温尼西曼特部
族和詹姆斯为首的林恩部族的人几乎无一幸兔。”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一些
以往幸免于天花的印第安部落仍在被这种疾病听消灭，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数
超过百分之九十。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死于时疫的比倒在白人滑膛枪下的更
多。
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种时疫。它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整整
相隔一代人——席卷一些殖民地，使许许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
经的一种磨难，而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灾祸，整个社会为之瘫痪，正常的商业
和行政活动被迫中断。比较小的社区各种手艺人本来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
匠或枪械师便使每个人都陷入困难。仅就天花所造成的极高的死亡率这一点
甚至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公共保健是美洲医学的重点，新英格兰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在那里，组织严密的波士顿和清教徒对社会的关心为此设置了舞台。整
个美洲历史上向疾病开仗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
兰。医生、牧师和报界人士公开辩论如何对付天花的问题。出人意外的是，
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因不明真相而强烈憎
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 年）。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破除了把他
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
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科顿·马瑟兴趣异常广泛，善于观察和讲求实际。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
早先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
事实上，富兰克林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的布道，还读过马瑟的《行善篇》
（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是“默默行善”），并在他的《自传》中把它称为
“也许改变了我的思想，影响到我后来一些主要生活经历”的一本书。在这
本书里，他可能发现了一种文风，后来在《穷理查历书》中加以运用，使之
变得人所共知。甚至富兰克林组织的小社团——从指导思想到集会议事的具
体程序——看来就借鉴于马瑟组织波士顿街坊互助会的一套方法。因此，富
兰克林的事业中最具特点的一些做法，都直接受到马瑟的启迪。但是，比直
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两人思想上的近似。
用“加尔文派”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学术对立把马瑟和富兰克林分开，
是一个会使人造成误解的做法。这两个伟人在情趣和成就上的相似之处，显
示了殖民地时代美国文化的特征：兼容并蓄，兴趣广泛，惊人地不受前人理
论的限制；缺乏独创性；十分讲求实际；对待哲学所取的不求系统和随心所
欲的态度；总之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乐意接受新大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