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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所责难的另一项问题：到 1648 年，雇用律师己成为合法的了。
早年的司法诉讼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一群没受过多少司法训练和很少
有法律书可看的人在试图大量复制他们“在老家”了解的东西。他们提出的
远不是一套粗糙和新奇的通俗法律，也不是按《圣经》创造的体制，而是英
国司法制度的一种外行的译本。他们丢三拉四、一知半解地把英国律师们的
术语套用到美国问题上来。关于那个时期的法律，还有许多尚待了解的问题，
而我们已叙述过的那些特征（如缺乏书面诉状）则妨碍了历史学家的研究。
案例未用书面发表，法官未说明裁决的理由，甚至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还未
引用司法判例（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殖民地的）或英国成文法。
但是，殖民地人的确运用了英国法律独特的术语，甚至灵巧地把它们用
于许多新的目的。在 1671 至 1680 年萨福克县法院的判决记录中，有大约百
分之八十的民事诉讼被当作“未造成直接和即时损害的侵权行动诉讼”。这
是经典的英国“诉讼形式”之一，有着特殊的专门含义，因而只能在一定情
况下运用。英国律师根据所受的训练，把它当作只适用于某一类特殊案件的
非常专门化的司法手段，但未从正规专业训练得到教益（和偏见）的美国律
师却成功地用它来对付差不多任何一类案件。从一个现代律师的观点看，在
这方面（正如他们对书面诉状的随随便便的态度），他们远远超越了他们的
时代。不过对于研究美国制度的历史学家来说，这还没有下面两个事实重要：
（1）新英格兰人用这个他们一知半解的英国法律术语来表达一种英国的观
念；他们保护的权利基本上是英国的法权，即在英国会由“契约”、“债务”、
“收回不动产”或“非法侵入”等诉讼得到保护的权利。（2）新英格兰人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便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英国人。他们对于自
己讲英语比对于自己说话有美洲口音意识得更清楚。
无论何时，新英格兰的统治者们只要发现自己和自己的法律遭受攻击，
他们的头一条辩词就是说明这些法律多么符合英国的法律。马萨诸塞海湾议
会总是争辩说，新英格兰法律同老英格兰法律吻合如一。要是被对手逼得厉
害，他们就会进一步论证甚至对英国法律的明显偏离也有着英国法律的根
据：“伦敦城区和其他自治市镇就有不少惯例和法规同英国习惯法和成文法
不同。”
他们的一大困难是缺乏英国法律书籍。1647 年 11 月 11 日，议会“为
我们能有更好的借鉴来制定和贯彻法律”，下令购买六种英国法律专著，每
种购买两本。这六种专著是：《科克论利特尔顿》、《论对不动产的侵占》、
《科克论大宪章》、《法律新辞》、《多尔顿的治安官》和《科克报告集》。
早期马萨诸塞司法文件的形式（产权转让书、委托书、租约、契约、合股协
议等等）表明，它们是从指导英国律师的同一些小册子上抄录下来的。
如果撇开法律的形式和语言看其实质，我们又会对于在新英格兰所作的
改变如此之小而留有深刻的印象。最大和最明显的改变在于死罪的项目。1648
年，殖民地人在那些根据英国法律可处以死刑的罪行上面又加上了一些，包
括偶像崇拜（即干犯十诫中的第一诫）、亵读神明、拐人（据“出埃及记”
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与已婚妇女通奸、为使他人被处死而作伪证、十六
岁以上子女咒骂父亲或母亲（据“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犯有
“件逆”之罪（据“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以及第三
次犯有盗窃罪或拦路抢劫。这些都是让《圣经》上的法则压倒英国法律的显
明例子。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些偏离。我们必须记着，当时在有关死罪的法
律上面，英国人和美利坚人都习惯于理论和实际大不相同。在英国，“牧师
之恩”的仁慈杜撰可勾销法律的硬性规定；而在新英格兰，当众认罪的做法
或许造成了与此类似的结果。这当然使新英格兰对刑法的修改变得不重要
了。这是一个人们习惯于非强制性规则的领域，一个以日常生活方式的最小
改变就能换得《圣经》正统性的领域。
5．清教徒如何抵制乌托邦的诱惑
如果有一种人具有走向乌托邦的思想素质，那么这种人就是新英格兰的
请教徒。《圣经》是他们建立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去美洲的艰难远征使他们
在可能建立现世天堂的信念方面具有一种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考虑到这些事
实，他们的社会思想中乌托邦的成分竞如此之少就是出乎意外的了。所以如
此，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英国法律具有一种权威和使人清醒的影响——殖
民地居民不得不注重实际利益，如保持他们的特许状和土地所有权，同时他
们对自己司法制度的英国基础也有感情上的依恋；加尔文教内在的悲观主义
和关于邪恶的强烈意识不利于空想；最后，荒野生活充满着新奇和危险，这
使他们更急于依靠自己熟悉的制度，并使他们发现主的圣则和英国法律（因
而也是新英格兰法律）之间存在着新的一致。
《圣经》正统观念的特点养成了他们讲求实际和不尚空想的心理。正是
由于《圣经》已提供了天国的图景，他们的政治思想才没有转向勾画理想社
会。而且，《圣经》是一部故事，而不是一部玄思之作，从而他们的乌托邦
主义顶多是一种习惯法的乌托邦主义，它在于情势的类似，而不在于教条、
原则和抽象观念。
也许因为基本理论问题已经解决，请教徒才能把精力集中于人世的实际
问题。奇怪得很，这些问题预示了那些将继续困扰美国政治思想的难题。它
们关系到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群体的效率，更甚于社会的目的和群体的理想
化；关系到保证群体领导人的正直和自我约束，以及防止政府变成压迫性的
机构。
使新英格兰清教徒烦恼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如何选举领导人和代表。
从一开始，使清教徒与众不同（并使他们受到莱奇福特等人抨击）的是他们
对加入教会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是他们担忧未皈依者如果加入教会会成为它
的统治者。他们设想的教会是——以其本身十分狭隘的方式——一种基督教
的自治：每个教会的“成员们”都完全能治理自己，因而不必有主教。在早
期新英格兰的重大争论中，有许多争论实质上是关于谁是胜任的统治者以及
如何把他们选举出来的问题。马萨诸塞海湾的早期政治史几乎可以写成一部
就此问题进行争执的历史。行政官和议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每个城镇应
产生多少议员？他们的布道。甚至“纯理论”著作有许多是以此为主题的。
他们关切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没有谁比约翰·科
顿把这个问题表达得更好了。他说：“对于教会和共同体的官员，最好是不
要在对他们和对人民有益的范围之外赋予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因为不管给予
何种超越此限的权力，它们都肯定会侵害它们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人心中有
一种倾向，除非受到神的制约，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展成过分行为。不应
让人冒这个险。因此，人世间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早期法律汇
编的形式就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成见。马萨诸塞法律的第一部汇编（1641 年）
意味深长地被称为“自由权典章”，它设法根据社会不同成员的“自由权”
来表述整个司法制度。它开头是《大宪章》的释义，接着是有关司法诉讼的
限制因素，然后分述自由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包括“蛮人”的“自由权”。
甚至关于死罪的法律也名为“自由权”，而教会组织则被说成是“我主那稣
给予教会的自由权”。这第一部自由权典章的前言令人难忘，即使假定它并
非出自美洲荒野：
此种自由权、豁免权和特权系由人道、礼仪和基督教所要求，亦应为每个人依其地位而不受怀
疑和侵犯地享有。它们的自由实现己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教会和群体的安宁与稳定，而否定和
取消它们的结果即使不是两者的毁灭，也会出现动乱。
请教徒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有助于形成一个可行的联合组织？权力
应当如何在地方和中央机构间分配？公理会教派本身是以特殊制度来解决这
个问题的一种尝试。它企图找到一种手段，据此教会可以互相伸出“教友自
由之手”，而不使各个教会或教会成员受制干特定的信条，或预先使之遵守
中央机构的决定。那些不属于前两个问题的实际争端都来自这一类。殖民地
议会对于欣厄姆镇选举民兵首领一事有何权力——如果有权的话？就在当
时，有位镇民“宣称他如果不能挑选自己的军官，毋宁死于剑下”。或者，
中央政府有何权力召集宗教会议？城镇的议员们（在一个关于它们的联合应
具有什么性质、因而预示了美国革命和南北战争的争端中）愿考虑应邀派遣
代表，但反对奉命这么做。
所有新英格兰生活的情况——传统、神学和新大陆的各种问题——合在
一起，促成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人们很容易赞成莱奇福特如下勉强的赞词：
“即使比他们更聪明的人，到荒野去建立不同于此地既定政府的一个新异的
政府，也有可能犯下比他们所犯的更大的错误。”
第二编内心的种植园：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
我的……前往美洲开拓外在的种植园的
朋友们：用上帝的精神和力量照料你们
内心的种植园，使心中的葡萄与百合永
不凋零。
乔治·福克斯
当 1681 年威廉·佩恩从查理二世那里得到向宾夕法尼亚殖民的特许状
时，贵格会派的许多特征似乎使它适于建设新大陆的使命。贵格会派教徒的
一套看法同后来美国民主的标准定义是一致的。
信奉平等。基督教中没有哪个派别比它更坚持不渝地信奉平等。约翰·伍
尔曼 1757 年在马里兰所作的一次布道中抱怨说：“有权者老是滥用权力。
虽然我们使黑人成为奴隶，上耳其人使基督徒成为奴隶，但我确信自由权是
一切人的自然权利。”
不拘礼节。他们认为服装和语言应当简朴自然，反对一切繁文褥节。我
们不可能从任何正式的信经中找到他们的教义。
宽容。贵格会教徒相信一切人本性善良，因而同大多数其他人相比，他
们很少为教义上的分歧而烦恼。威廉·佩恩 1682 年所作的施政大纲保证，
所有“信仰和承认唯一全能和永恒的上帝……并真心按照诺言在文明社会中
和平正直地生活的人们”，都享有宗教自由。清教徒认为印第安人是魔鬼的
同伴，不容忍任何对其教义稍有微词的人，但贵格会教徒却深感印第安人的
宗教颇为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欢迎所有教派的教徒。
贵格会教徒既不乏勇气，又不乏干劲。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