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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战争与和平不仅仅是否存在声音、气味、破坏、痛苦和流血的问题。它
们是制度问题。一个国家通过战争或和平所表示的东西，就同它的法律或宗
教一样，具有这个国家的经历的特征，而且与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
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战争方式和外交方式是怎样开始的。
第十三编民兵之国
“在他们决意去当民兵的时候和决意放
下武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军人。”
约瑟夫·多德里奇
53．防御战和幼稚的外交
建立美洲殖民地的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欧洲的有限战争时代。大约从
十七世纪初——其时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定居，到十八世纪临近结束——
法国革命战争前，欧洲表现出明显的节制。在宗教战争的大屠杀之后，“启
蒙时代”使欧洲暂时解脱了最残酷的战争恐怖状态，而不是解脱了战争本身。
战争更多地是通过正式的战争法规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废除战争的努力来节制
的，它也受到军事职能专门化的节制。因为使战争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各种
节制也使战争不那么具有决战性质，所以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史是一部持续不
断地进行非决战性战争的历史。丹尼尔·笛福在 1697 年，即荷兰联盟战争
逐步停息时说道：“现在这是常有的事：拥有五万大军的军队在相互看得见
的地方进退两难，整个战役期间都在规避作战，或者用高雅的话说，他们相
互观察，然后开赴冬季营地。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现在的战争格言和过
去大为两样，这正像戴长长的假发和以蓄须为美不同，或者正如现 在的习
俗和过去的习俗不同一样。现在的战争格言是：
没有明显的优势决不打仗，
经常宿营戒备以免被迫作战。
如果敌对双方的将军们仔细遵守这两条法则，他们一定打不起来。”
战斗最可能在大的开阔地展开，在那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编队方式能够
得到遵守。战斗开始时，敌对双方的军队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摆好阵线；每
一方通常知道对方有些什么样的部队，预料一支军队中的每个部分只执行特
定的动作。偷袭、非正规战以及出乎意料和突如其来的战术通常被当作违反
规则而遭到非难。笛福简洁地写道：“这种作战法和过去的战争相比，一般
是花钱多流血少。”虽然军队增加了，但伤亡数却下降。在发生了西班牙王
位继承战的一些决定性战斗的 1704 年，英军士兵和水手阵亡仅二千人，因
伤、因病或由于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原因而死亡者则不超过三千人。
如果打仗不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民感到与己无关的专门化职业，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节制。战争成了战士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已经和普通人的职责分开，
就像有学问的律师、医生、或教士的工作一样。敌对双方的军官享受着所有
职业军人和欧洲国际性的贵族阶层的友爱：他们在西次战斗之间互敬美酒，
以球戏、音乐会和宴会互相款侍。他们通常是贵族的职业军人，是从贵族和
上层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对他们来说，为君主在军中服役的义务仍然是封建
时代的一种遗风。至于还未取得“为祖国而战”的荣誉的士兵们，按现代的
标准说，为数不 多，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渣滓。落到不得不从监狱和小
酒馆中征集兵员的君主，宁愿用瑞士入和黑森人之类的雇佣兵充实自己的军
队，如果他能付得起所需的钱的话。
于是，战争并不是一种由两个充分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进行、并由爱国
主义加以神圣化的遭遇战。战斗并不发生在工厂和城市的废墟上，而经常是
在军事演习场——一块多少远离居民的平地上进行。在那里，人们干脆而严
格地遵循“战争规则，尽可能少地干扰家庭、农场和集市的和平环境。指挥
官们不会在夜间或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茂密的矮树丛或树林里打仗，正如现
代的职业棒球队不会同意雨天在密林里打球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是极少。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欧洲的战争只是一种政策工
具。它不是为了灭绝另一国的人民，也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他们
的政治经济制度。它通常是某一个在位的君主力扩大其领土、维护其荣誉或
者从敌国君主——可能是他的表兄弟——手中获取商业利益所作的努力。比
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宗教战争，它们的目的有限得多。
贵族书本文化的泛欧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而从这一思想观念
中发展出了规定战争的正当理由和适当限制的专门著作。在这段时期的大部
分时间里，主要的手册是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1625—1631
年出版），它为文明国家确立了权威性的“规则”。十八世纪后期，它为瓦
特尔的《国际法》（1758 年出版）所取代。该书虽作了某些变动，但仍认
为文明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方面要受某些自然规则的束缚。
不幸的是，埋伏以待最早到来的移民的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读过格劳秀
斯或瓦特尔的著作。他们既没有国际的贵族阶级，也不相信只在晴朗天气下
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有限战争的好处。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战方式，
即森林方式他们不习惯于对阵战，也不习惯于吹号下令的攻击。印第安人的
弓箭不像火绳枪，它没有声音，十发九中，甚至在雨天也能快速发射；战斧
是一种比十五英尺长的长矛更适用的武器。当印第安人抓住一个敌人时，他
们并不服从格劳秀斯的战争法规去用俘虏交换俘虏。相反，屠杀和拷打是他
们的法则。他们满不在乎地剥敌人的皮，或者用棒尖猛戳，使他流血而死。
十八世纪后期，约瑟夫·多德里奇牧师在西弗吉尼亚看到了这种野蛮的攻击：
印第安人杀人不加区别，一律格杀勿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斩尽杀绝。孩子是他们报复的
牺牲品，因为如果是男孩，今后他们会成为战士，而如果是女孩，她们会成为母亲。在他们看
来，甚至胎儿也是有罪的。让胎儿与被杀害的母亲一起死掉还不够，他们还把它从怀孕的子宫
里拉出来，放在棒上或竿上高高举起，作为战利品，也作为一种对屠杀中的余生者进行恐吓的
物品。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俘虏，那末他在处理上极少有所怜悯。他饶了那些落在他手中的人的
性命，是为了用折磨俘虏的办法，来满足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残忍的报复心。
北美的这种史实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冒险文学，即印第安人的俘虏的故
事，它详细叙述了普通移民及其妻儿们所受的苦难和英雄事迹。
印第安人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搞突然袭击，他们是出现于荒僻小屋的寂
静中的一种夜间的恐怖。科顿·马瑟回忆说，新英格兰移民觉得“到处都受
到无数活生主的魔鬼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是“许多‘出洞的狼’”。
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个地区都遭到血洗。1622 年弗吉尼亚居留地遭受惨重
伤亡，1644 年又一次被血洗，这在该殖民地从未彼人忘却。1678 年弗吉尼
亚的纳撒尼尔·培根叛乱说明，西部移民要求更多的帮助来对付印第安人。
我们已经知道，十八世纪中期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是怎样使宾夕法尼亚贵格会
教徒的政府危机尖锐起来的。在十八世纪临近结束以前，这种恐怖感决定了
移民的军事政策。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经常出没于居留地边缘的印第安人的威
胁，到十九世纪开始后很久仍然是逐渐伸展中的西部的一大恐怖。1876 年
卡斯特将军的部队惨遭屠杀十年后，剩余的少量印第安人迁入了印第安人领
地或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威胁才告消除。
印第安人不是唯一的威胁。英国殖民地的某些地区断断续续地受到欧洲
列强——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入侵威胁。虽然至少从 1588 年西班牙
“无敌舰队”被击溃时起到拿破仑时代止，英国本土一直处于免受外敌入侵
的相对安全之中，可是弗吉尼亚的早期移民却经常胆战心惊，唯恐西班牙人
在佛罗里达的卡罗琳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事件会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重
演。詹姆斯顿的早期移民不止一次发出警报，说西班牙船只正在驶入他们的
河流；他们不安地注视着每一艘驶近的船，怕它们带来入侵者。1643 年，
波士顿由于拉图尔乘坐的一艘一百四十吨的法国船驶近而惊慌不已，此后也
曾出现过多次使它有理由担心可能遭到一些欧洲国家军队进攻的情况。甚至
信奉和平主义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也由于西班牙船只出现于该城的港
口而紧张起来。
这种威胁，迫使整个群体在危险时期群集而后。作为在印第安人袭击期
间的栖息所和避难所建筑起来的卫戍营房，成了美洲战争的无限性的一个象
征。印第安人即将袭击的警报一发，邻近居民便会收拾起他们最值钱的财物
集中到营房中去。在新英格兰，1676 年的菲利浦国王之战的战乱时期，这
种营房增加了，而在进入十八世纪后很久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期间，仍
保持着许多这样的营房。类似的方案在殖民地各地有所发展。有时一所独特
的私人住宅——厚厚的墙上有一排窥孔，有一个突出的二层楼，四角可能还
筑起用于瞭望的侧堡，整幢房子建造得很适当——被同意用作通常的避难
所。或者，像哈德利、北安普顿、康涅狄格谷地的哈特菲尔德那样，一些城
镇模仿印第安人，在四周围起一道防御用的栅栏。
正像多德里奇牧师提醒我们的，在挤满了人的卫戍营房里生活不是件轻
松的事；它使移民们怕过他们所谓的“印第安人的夏天”。
偏远地区居民听到“印第安人的夏天”一词几乎都要吓得打颤。……在西部早期移民遭受长期
连绵不断的印第安人战争期间，除冬季外移民们享受不到和平，因为冬季气候严酷，印第安人
无法进行对居留地的入侵。因此冬季一开始，这个地区的早期居民就像狂欢节日那样地欢呼起
来。从春季到早秋，他们把自己关在不舒适的营房里……而且还常受印第安人战争的种种痛苦
的折磨。冬季将临，所有农民，除营房的主人外，都搬到自己农场里的小屋去住，好像关在牢
里的人得到释放那样高兴。大家兴高采烈地忙于准备过冬的工作，收玉米，挖土豆，喂猪催肥，
修理小屋。对我们的先辈来说，阴暗的冬季比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五月更今人愉快。然而，
有时冬季分明到来之后又出现气候转暖的情况，于是烟雾弥漫的时期开始了，要持续不少日子。
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夏天，因为它向印第安人提供了到居留地进行破坏性战争的另一个机会。雪
的融化，使每个人面容忧伤，太阳的和暖，使每颗充满恐惧的心不寒而栗。担心印第安人又一
次到来，担心彼赶回令人厌恶的营房，这是极痛苦的，而这种令人痛苦的担心又往往成为事实。
在这种殖民地战争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