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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样子。她的死刑所以被暂缓，肯定一部分是因为对自己在英国遭受的迫
害仍然记忆犹新的清教公民们于心不安。
玛丽·戴尔对这一恩惠的反应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她拒绝接受死缓，除
非废除这条法律。然而决心已定的法官们把她放在马背上，驱往罗得岛。他
们以为这样就能轻易地摆脱她，但这大错特错了。她的传教伙伴之一约翰·泰
勒记载道：“她说，她必须去，她渴望废除这条迫害上帝子民的邪恶法律，
她要在那里献出生命。”1660 年 5 月 21 日，即被驱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不
到一年，不屈的玛丽·戴尔回到波士顿，结果又一次被判死刑。不过，恩迪
科特总督这一次坚持要执行这个判决。再次有人呼吁饶她一命。她站在绞刑
台上时又再次被允诺免于一死，只要她马上离开这个殖民地。但这一回她却
不打算遭到阻挠。她决断他说：“不，我不能……我服从主的旨意来到这里，
我按照主的旨意决死无疑。”她终于被吊在绞架上。
不管我们会多么难于理解贵格会教徒在美洲追求殉道的动机，我们不能
不赞美他们的勇气。正如威廉·布伦德所写：
我怀着对主的敬畏，在主明鉴之下诚惶诚恐地进一步证明：我身受的鞭售、监禁和以死相威胁
的放逐……由于主赋予我的力量，并不比他们威胁以蛛网缠我手指更使我害怕。
贵格会教徒乔赛亚·索思威克在接连遭受了几次鞭答后告诉迫害他的人，“这
不比你把一根羽毛吹到空中更可怕，并提醒说这并没有伤害他。”甚至持赞
许态度的贵格会历史学家鲁弗斯·琼斯，都把激励索思威克的那种精神称为
“贵格会教徒几乎过分的真诚”。
7．执政的考验：宣誓
贵格会教徒在美洲受到的最严酷的考验不是鞭答，也不是绞刑。欧洲的
生活已使他们习惯于这些磨难，他们在新大陆又以无畏的尊严经受了苦难。
他们的受难只是加强了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旁观者的赞扬。到十八世纪中叶，
西半球的贵格会教徒已多于整个英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美洲有自己的群
体，或至少在其中执政。欧洲的生活未教导他们如何执政，而这将是美洲所
提供的新考验——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未能通过的一场考验。
他们失败的原因很能说明其教义的局限性和美洲社会生活的特殊需要。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以前，同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可悲冲突”有助于维持
贵格会派的活力。在教义形成初期，贵格会领导人十分鼓舞和激动，因为他
们具有一种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的意识和信念：他们发现基督教可以传播到全
世界，正试图在全人类中显示上帝的存在。
然而，随着以“上帝特选予民”自居这一思想开始支配他们，他们变得
专注于表达和完善自己的真理，而对在全世界传播这一真理却不那么有兴趣
了。早期贵格会教徒用以表明藐视地位和习俗的一些方式本身，逐渐变成了
习俗，它们同其意欲取而代之的旧习俗一样地刻板。贵格会教徒拒绝脱帽，
这变得和该教派以外的人对脱帽礼的坚持一样傲慢和没有意义。他们穿的单
调服装起初是表示对服饰的淡漠，后来却成了制服，贵格会教徒对此的重视
程度超过了其邻人对华丽的衣着的重视。静默成了礼拜的“形式”，甚至贵
格会派的布道也由自发的变成了强制性的。几乎贵格会教徒的每个生活特征
——从他们使用“汝”、“尔”互称到他们的婚嫁丧葬方式——都存在着同
样的自相矛盾之处。
在贵格会派的信条越来越确定不移的同时，清教的信条越来越倾向于调
和折衷。以刻板和墨守教条著称的清教扩展了内容，适应了环境，而传统上
无定形、自发和普泛的贵格会派却作茧自缚。整个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机会之
一就是如此丧失的。
十七世纪下半叶，贵格会派具有其适于成为美洲主要宗教的许多特性。
在旧世界，它以藐视礼仪和等级制度、具有灵活性和厌恶教条著称。但是，
它的远大前程不会成为现实。它的无定形、神秘主义和执着于个人正直与纯
洁将使它不能成为一种可在美洲建立起社会的宗教。而且，由于威廉·布伦
德、玛丽·戴尔和他们的殉道伙伴们那种不妥协的精神继续支配着他们，他
们的“公谊会”①注定只能成为美利坚文明中一块小小的飞地，不管它有多
么纯洁。
某些贵格会派历史学家认为，贵格会派最终未能在美国生活中起作用，
这是它作为一种宗教的失败。他们暗示，公谊会听任其宗教言辞窒息其宗教
精神，教徒们变得不忠实于教义，因而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不能实现其
对于世界的使命。正如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指出的那样，美国贵格会教
徒的生活中心显然逐渐“从聚会所向账房”转移，而许多教友显然离开了公
谊会，加入更受尊敬和不那么苛求的长老会和圣公会。然而，这只是事情的
一部分。更有教益的是要注意贵格会教徒如何并非由于不忠实于本身的教
义、而是由于过于忠实于其教义而削弱了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当年乔治·福
① 即贵格会。——译者
克斯、约翰·伍尔曼和其他贵格会伟大先知表现出来的一种朝气蓬勃精神的
教义，现在已凝固为绝对化的教条。到十八世纪初，美洲的贵格会教徒已不
再是真理的探索者，而成了自诩正确的传令官。他们与其说是福音的信徒，
不如说是福音的强制实施者。
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于 1682 年建立后的一些年代里，广见博识之士很
可以想象贵格会将继续是美洲生活中一股不断壮大的创造性力量。威廉·佩
恩尽管是一位有勇气、讲原则的人，但也决不是一个不诸世故和不知变通的
人，也决不是施政方面的教条主义者。据当时宾夕法尼亚一位著名律师安德
鲁·汉密尔顿说，这个殖民地在 1739 年时的昌盛与其归功于物质环境，不
如归功于“佩恩先生的宪法”。
佩恩 1682 年 4 月 25 日在为其“宾夕法尼亚施政大纲”写就的颇有见识
的前言中，实际上对于给制度指定任何具体形式表示了歉意。他说，人总是
倾向于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广见搏识，在他们提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作为
医治社会弊病的万应灵药时尤其如此。这种努力之所以会出现偏差，有以下
三个原因：
第一，这个时代对它来说是太微妙太困难了，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困拢人的心智。诚然，
人们似乎目标一致，即追求幸福，但他们对实现神的祝福、因而也是实现人世幸福的手段却各
执己见。其原因相同，即并不总是由于缺乏学识，而是由于未能正确地运用它们。……
第二，我在世上找不到一种不会由于时间、地点和某一种突然事件而改变的规范，而设
计一个能适合于所有地方的世俗政府亦绝非易事。
第三，我从人们就此问题进行的谈论中，得知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若干赞美者各
自看法如何……然而我宁愿用这三种政体都具有的下述微小特征来了结这种争论：任何政府（不
管形式如何），只要实行法治，它对它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就是自由的，而人民也参与法律，非
如此便是暴君独裁、寡头专制或混乱状态。
但说到底，世间几乎没有哪一种政体被其缔造者设计得如此糟糕，以致贤人执政仍不能
充分发挥功能；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最好的政体，若由坏人当权，也不会成就任何善事伟
业，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国家就是如此。政府就象钟表一样，是人开动的。政府由人建立，由人
运行，也由人而毁灭。因此是政府依赖人，而非人依赖政府。如果人贤明，政府就不会不好；
如果政府不好，人也会改善它。但若人恶劣，即使政府绝佳，他们也会设法歪曲和糟蹋它。
宾夕法尼亚在其历史的最初半个世纪中惊人地昌盛。理查德·汤森在
1727 年说：“上帝用圣手把一片荒野变成了富饶的良田。”不过在这些年
里派别斗争还很厉害，以致威廉·佩恩本人很早就呼吁殖民者们“看在上帝、
我和这个穷乡僻壤的面上”，“不要这样看重治理权问题”。不过，两个主
要派别——戴维·劳埃德领导的民主和过激的“乡土派”和詹姆斯·洛根领
导的城市商人的保守派——都是贵格会教徒。尽管在应由哪一个贵格会集团
统治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执，但牢牢掌握政府大权的无非是贵格会教徒。
几乎从一开始，贵格会教徒就认识到，他们的教义如果被刻板地解释，
就会给他们的施政造成困难。按照贵格会派原则来生活和按照它们来统治是
大不相同的两回事。甚至在最初的年代里，他们之所以能进行统治，也完全
是由于对一个又一个原则作了让步。他们不仅经常被迫用虚构和遁辞以保护
殖民地兔遭外敌侵犯，而且在殖民地内政方面也不得不迁就非贵格会派的伦
理观。
宣誓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如果执意墨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
的规矩，也会造成一种迅速扩散到所有制度中去的麻痹症。贵格会派在英国
起源以来，教徒们就反对宣誓。1656 年，乔治·福克斯被迫就自己的一篇
“煽动性”文章——经典地表达了贵格会派反对宣誓的立场——答复一个英
国法庭。他警告说：“当心不要叫人宣誓，因为我主基督说：‘勿宣誓，只
以是和不是作答，余言皆由邪恶所致。’”启迪真理并使人证明真理的是“每
个人内心的灵光”，而誓言只是人在最后审判日才为之负责的“无用之辞”。
宣誓的唯一《圣经》根据载于《旧约全书》，而其中的戒律只是针对犹太人
的。耶稣和詹姆斯都明确禁止宣誓，耶利米的话怎么能算数呢，①一旦采取
这一立场，贵格会派教徒便予以坚持，其一丝不苟的正统态度使我们这个象
征意义的时代感到惊愕。
贵格会教徒还以其他论据来补充神学的论据，这使他们的正统成了顽
固。一个骗子不会由于发誓而变成老实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佩恩说：“一
个不信守禁止说谎的戒律的人，难道会信守誓言？”从宣誓无用的观念出发，
贵格会教徒竟到了视宣誓为邪恶的地步。他们有点蛮不讲理地反对要一个人
宣誓保证证词属实，认为这多少包含着不宣誓就是骗子的意思。
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根据 1682 年的“大法”规定，人在作证时需
“庄严地保证说出全部事实，不得有半点虚假”。他们对说假话规定了严厉
的惩罚，以取代对伪证罪的惩罚。1685 年，殖民地参事会不理睬要皇家关
税使宣誓的规定，尽管他携有让他宣誓的指令。1689 年英国颁布一项法律，
允许贵格会教徒在其他人必须宣誓的场合“在上帝面前”作个简单“保证”，
但同时禁止他们在刑事案件中作证和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