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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记处处人随心愿，官运亨通也“财源滚滚”，只是那个“副”字让他如鲠在喉，总觉得不舒服，便对此要做个手术。
某一日，一行人，手持一“文”，来找市委一把手，一语道破一个“民众”的请求——我们局拥护贾清仁做一把手！
市委一把手可不是好糊弄的，一眼看穿了这一帮人一条心的一个阴谋——贾记指使手下一些人要“抢班夺权”！结果，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被清除林业局机关，“下放”到下属的一个林场，聪明反被聪明误，险些丢了卿卿政治性命。
王广福当上了一把手，乡长的空位由原来的副乡长周春林继承。周春林是当地人，这么安排，机关一时间“人心”就平衡了。这也是贾记走之前为王广福铺的路，王广福有点人软货囊，如同阿斗。贾记和他是同乡，又是晚上休闲时的亲密麻友，这么做是他的义气也是尽责任的体现吧。
如果说赵记、贾记老练干练的话，那么王记就显得有点稚嫩简单了，甚至是“无知”。说他无知，是他“一不知人、二不知心、三不知情、四不知理”。
如果说赵记、贾记城府很深，那么，王记就是“心直口快”直来直去的人了，或者叫做心里没数更为恰当。
无论是他当乡长还是任党委记，凡是跟他亲近的人，没有是一个与他推心置腹的“正人君子”，尽是些“鸡鸣狗盗”之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这些人拉虎皮做大旗，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坏了他的名声与尊严，他不但不知，还津津乐道。相反，凡是正直的人，积极肯干默默卖力的人，替他“遮风挡雨”的人，他都不屑一顾，甚而受人蛊惑而无情打击，致使好人对他众叛亲离。即使没有被他伤透心的，也是见他“望而生畏”，谁敢接近他？因为他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慧眼识珠的水平。好人好话，坏人坏话，对此，他的眼睛是色盲，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听不进去。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昏君，周乡长怎么能把他“侍奉”得好？
全乡党政工作诺大的摊子，作为一把手其责任是重大的，其胆子是沉重的。王记挑着、走着，踉踉跄跄，步履维艰。几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干群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民告官的、据理上访的逐年增加，且问题越来越尖锐。信访也有过去的匿名变为署名，公开向村干部发出挑战：不告倒你，誓不为人！
王记上台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这类“祸端”，弄得他食不甘胃，夜不安寝。那时我做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信访，党委那边还有秘配合，处处为他排忧解难。日常的信访来访，我们对来访者进行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文件精神、政策、条例为准绳，进行处理，信访工作开展得很正常，上访的群众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但对于重大的问题，则由我们及时地交与领导表态处理。我所接触到的最为重大的信访案，就是曹家村集体越级进京上访了，引起新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省市也给新民市加了压力。
上访者共四人，提出不用调查就能解决的13条“上访理由”。经过我与秘碰头后，决定向王记汇报请示如何操作，以期解决。王记对此大为震惊，并责成乡长牵头调查处理。
有关情况清楚后，又经过几个反复，党委会在王记的主持下，给“被告”定了处理意见。我们调查组对这个意见觉得偏轻，不足以平息“民愤”，尤其是用党纪衡量是难以说得过去的。然而，王记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拍板断定了。结果不出所料，集体上访再次发生，惹了大麻烦。
又经过一番“研究”，王记表态了：
“他们不就是想把记和会计干掉吗？干脆把他俩换个地方算了，上访的也就心平气和了……”
这一次，我和秘反复提醒王记，问题不那么简单。但是，王记依然固执己见，党委会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调换记职务，到乡政府农机管理站上班；撤掉会计职务，到乡农经站当会计。
党委的决定怎么也得向上访人做个交待吧？这可倒好，“平息叛乱”的新决定，成了“发动暴乱”的动员令了。群众指着王记的鼻子怒不可遏：“你真会处理啊，把有贪污腐败问题的村干部，处理道你们乡政府去了！”
就这样，更大的麻烦来了。
王记见势头不对，但悔之晚矣。这个案子最后只好交由新民市监察局来处理了。
他们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如出一辙，脱裤子放屁——多费了二遍事。这就是王记领导下的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
根据有关规定，监察局处理的意见，也与我们当初的处理意见相同——勒令被告退回所有“非法所得”，“革职为民”。
问题虽然简单，怎奈头脑简单的人，把本来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一个简单的群众上访，却反复地进京上访，影响极坏，王记负有不可推卸领导的责任，责无旁贷，遭到市委的严厉批评。
当了3个月的党委记，是从群众上访开始而开始的，是到上访结束而结束的。他也像那村记会计似的，别看有重大的“过失”，反而从乡里干到了市里，被调到农牧局任第五副局长了。他知足，要是调到水利局，他只好做十把手了，因为那时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已经有9个人了。他比那村记会计幸运，没有群众告他，也没有群众指着市委的鼻子说“你们就这样处理干部啊”！
新民市委找王记谈话的时候，据说他事先没得到半点风声。他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落架”了，下台了。他更没想到，他本来就不是那块当官的材料。他甚至连假公济私的技法都不会，为了个人的情感，为他人办事都办得十分露骨露肉，成为尽人皆知的笑柄。
4 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坦荡的为人，有股义气劲，不会玩手法是他的最大优点。王广福由副记到乡长、党委记，在罗家房这块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跋涉五六年了，辛苦之劳有之，莫逆之交也有之。为了安排“朋友”的一个孩子到乡里上班，可是尽心尽力地思谋了。
行政、事业没有编制了，就让他去给农经站开车吧，大小也是个差事，总比无所事事“遛垄沟”体面得多。
这个孩子很年轻的，稚气未脱，各类汽车倒是看过很多，开车则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与其说让他开车，倒不如说让他学开车，拿公家的车练手。当然是了，这比学开车要划算多了，一不花钱交学费，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开车工资。可就是那车倒了大霉，三天两头去修理，仅修车费用就够买一辆车的了，油钱和工资不在其内。
农经站也叫农民基金会，是农民自筹自贷的“金融机构”（后来因为不合法解体了，曾经兴盛一时），属于服务型的事业单位，是讲效益的。如此的赔本买卖，农经站心疼得痛心疾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卖车的决定。
他们算了一笔账：养车费、燃油费、修理费、“人头费”，几笔大的费用加在一起比打车的费用还费用，还得为车和司机操心担心，何苦啊！再有就是，车是你的，“不归你用”！你要用车出门办事，车坏了，正在修理呢。车没有问题了，司机受伤了，也修理呢，在医院。再说了，司机是有背景的，有时候你玩不转他，他逍遥去了，爱咋咋的。思来想去，卖车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碰到了硬钉子，你就硬不起来了。车虽然是农经站的，农经站还不是记乡长的吗？王记听说农经站要卖车，脖子一歪，向站长打3个问号：
“啊？卖车？司机上哪开资去？”
这就是圣旨，所有的领导都有这项专利，任何他管得着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可笑吗，可气吗？是的，太露骨太直白了，不卖车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给司机开工资！太人性化了吧……
1993年，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农民，因做点买卖有了点积蓄，便打起“卖官鬻爵”逆向思维的主意来。这主意不馊，事情果然办成了，你能说他馊吗？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乡企业公司的经理，由农民一跃成为乡政府的机关干部，正式的合同干部。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农民当干部，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曾经的农民嘛，干什么和同类过不去！可是，那个时候得有多少农民也想当个什么经理呀，业务什么的啊，至少得有几十几百的吧。为什么不去公开招聘？为什么昭示天下？为什么不让有资格参加评议的人去“评头品足”？为什么一个说了就算？问号太多了，但答案只有一个——吃谁想着谁，拿谁向着谁！从此，这位领导的威信滑入谷底，微词倍增，但“效益”上扬，一发不可收。
1998，新民市各个乡镇又一次大幅度的精兵简政到来了（几年一轮回，不需千年等一回）。这位经理的民主评议之分低的可怜，几乎得了零分。理论考试那天，他也来到新民考场想碰碰运气。试卷刚刚发到手里，他便问监考：
“我说，让不让抄啊？”
“你说呢，让抄的话还来这里干什么？”
他二话没说，抬腿就走了。
这位监考太不了解他，假如我是监考，我会让他抄，准许他一个人抄。你想，那么多的试题，那么多的复习资料，他看了都眼花缭乱，他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不要说在全国了，不值得，就是在全新民市，或者是罗家房一个乡，选个当经理的料也不难找到，难的是能找到他当经理。有人说，一个村的人才就可以组成个乡政府；一个乡的人才就可以搭建一个县的班子。我看这话并不夸张，夸张的是，有些机关部门怎么竟然由这样的人充斥其间？不可思议！
每当一位领导“乔迁”的时候，（除冯贵清“戴罪”离任外，余者都是“乔迁”），同志们对他或多或少都有留恋之情，也有个别人感到“树倒猢狲散”忧伤。忧伤什么，没有靠山了，开始走自己的路，心里没有半点的信心。
其中一个堂堂的股长，日子开始艰难了。1996年，在实行公务员制的民主评议中，他得到了最低的分数，尴尬至极。理论考试的时候，因为胸无点墨当了文抄公，又不听从监考三番五次的警告，被扣掉了10分。结果，两项分数加在一起的成绩还是名落孙山了，只好和乡政府大院“拜拜”啦。人们这时才认定，靠个别领导混日子最终混不过“群众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颗颗平常又平凡的心。
后悔药是无处买得到的，想吃后悔药的滋味比买后悔药还要难。人到了这般田地，才懂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悔之晚矣。什么记、乡长，全都成了画中之饼，难以充饥。
你还别说，够哥们意思的真就为他奔走呼号了，为他递过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他做了临时的“税务”。这个铁哥们是新民市的副市长，他每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