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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归犹豫，我还是这么做了。结果呢，我认为自己的想像力够强的了，一遍遍的试一遍遍的重复，连一点儿自杀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想要是我被这样“恶作剧”，只会感到好笑，我会觉得连精神病院的医生也一起疯了，居然会和病人一起觉得自己生活在梦里。
可怎么我觉得好笑的事，阳传良就自杀了呢。
最后一次，我努力虚拟自己在精神病院中，先听一个病人白唬几句，然后看片子，之后精神病院院长说了些什么，再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打了个电话给舒星妤，告诉她我去过了武夷山市，当年有那样一个精神病院，有那么多的不明原因自杀者。她明显是被吓到了，在电话那头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又告诉她，在阳传良死前，杨展曾经设了那样一个局。她的愤怒把她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开始诅咒杨展并抽泣起来。
“杨展也已经死了，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没搞清楚。传良兄可不是想不开的人，怎么会参观了一次精神病院，就去自杀呢。”
“但你刚才说的，十八年前，有那么多人都死了，还不都是去参观了一次。这里面肯定有……有……”舒星妤并不是个迷信的女人，平时一贯不相信这些，所以话到临头，竟不知该怎么表述这种诡异的事件。
“就算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有什么妖异的地方，但传良兄去的可是个冒牌的，是杨展找人扮的，怎么也能让传良兄起了自杀的念头，哎，我觉得杨展的自杀和整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传良兄自杀，是遂了杨展的心愿，他绝没有任何理由去自杀。当然，那么多的死者谁都没理由自杀。现在唯一能抓到的节点，就是杨展收到的那封信，如果没有那封信，估计现在杨展可能还活得好好的，正想想尽办法重新追求你呢。关键就在那封信，如果能知道他死前收到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谁寄来的，不但能解开杨展自杀之谜，我有种预感，连传良兄的死，包括十八年前那么多人的自杀，都将真相大白。”
“要么……我和杨展虽然离婚了，但和他的二老，有时还通通电话，关系还保持着。要不我给他父母去个电话，问问他们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封信。”
调查就此卡壳。
杨展的父母并没有见过这封信。或许是杨展随手毁去，或许是在舒星妤致电之前，就当成废纸清理掉了。
不甘心的我甚至通过公安系统的朋友，通过暂住证记录，找到了在福州打工的娟子老公赵继祖。为此我欠下了老大一个人情，单在福州，就七个赵继祖，人家帮我一个个筛选了一遍。赵继祖说他不认识杨展，更不用说写信给他。我不觉得他在说谎。
两个多星期之后，春日正暖的一天，我已经不再对解开一系列自杀之谜抱多大的期望，却接到了姜明泉的一个电话。
“有人在打听十多年前那档子事情，我想着你既然在追查，没准是条有用的线索。”
姜明泉十八年前，曾经和当地卫生局合作，一起查精神病院自杀案。当时卫生局和他配合的是机关的一个科长，后来调到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副院长的任上退休。姜明泉就算是和他认识了，之后时有联系，也不怎么紧密。就在他打电话给我的前一天，又和这人碰见，说到了当年的事情。
我接了这个电话，算是明白，我为什么怎么想，都猜不出那个写信给杨展的人的身份了。我以为当年亲历参观事件的人，都已经死得干干净净，杨展是最后一个。既然没有了活着的人，那么这封信就变得极其诡异了。
其实，我是进入了一个误区。
有人还活着，而且不止一个。
那就是病人！
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病人，后来全数转到了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这些病人中间，就有当年参观病区的病人，也就是那些真心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场梦里的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都是脑子不正常的病人，所以我在潜意识里把他们排除出去，压根就没想到这些人身上。
事实上，精神病是可以被治好的。
向退休的副院长打听当年事情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治好的病人。他名叫陈发根，正是参观病区的病人之一，打听的事情，就是那些参观者的下落。他从副院长那儿得知，当年有一个名叫杨展的参观者，是唯一没有自杀，幸存下来的人。
这事情已经有一阵了，他找副院长了解当年的情况，是在去年十一月份。杨展收到信，是在今年三月份。这四个月的时间差很好解释，副院长只知道当年有一个叫杨展的人没有死，他并不知道这个叫杨展的人如今是什么身份，更不会知道杨展的联络方式。而陈发根用了四个月时间，确认了杨展的身份，这才给他写了封信。
没错了，这封信，一定就是陈发根写的。
我毫不犹豫地扔下手里的采访，在部主任充满怨念的眼神中请了假，再次上了开向南平的夜火车。
〃八，
我等了很久。前面的那个人，本来写好了一组数字，却又临时变卦，挑来挑去，嘴唇无声地翻动着，不知在念叨什么。像这种人，一看就是生活的弱者，就算真中了大奖，也未见得是什么幸运。
老板看上去有六十多岁，戴了副老花眼镜，乐呵呵地很有耐心，前面那人花的时间有点长，他还冲我抱歉地笑笑。
这是个彩票铺子，兼买些书报杂志。反过来说也无不可。我随手翻了几页摆在最外面的杂志，等那个纠结的彩民终于决定下来，揣着彩票离开，对老板说：“您就是陈发根吧。”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说：“你是？”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叫那多。”
“《晨星报》？”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没听说过这张报纸。
“您写过一封信给杨展吧？”
“哦……那个……是啊。”面对这个问题他很意外，支支唔唔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承认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可算是找到你了。”
“我……我只是，我那个时候……”陈发根十分紧张，这让我更好奇，他给杨展的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
“你知道杨展已经死了吗？”
他张嘴倒抽一口气，就愣在了那里。这样的惊讶，不，惊恐的表情，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
“他已经死了，就在收到你的信几天后。”
“怎么死的？难道是……自杀？”最后这两个字，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是自杀死的，他从七层楼上跳下来。他死时我就在场，他的妻子拜托我调查他自杀的原因。”我也没吹牛，只是把前妻的前字去掉了。
“他收到你信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异常，许多同事都看见了。信是你写给他的，我想和你好好聊一下信里的内容。”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从听见杨展的死讯开始，陈发根的脸色就变得惨白。这时更是嘴里低声喃喃自语。本来我初见他时，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患有精神病，但现在，在杨展死讯的冲击下，他一副马上又要犯病的模样。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了声：“陈老伯！”
他身子一震，总算不再说死了死了，额角渗着细汗，浑不像先前神完气足的模样，显得十分虚弱。他点着头，开始收拾摊子。他的手都是抖着的，拿上小包，把小亭子锁好，又从包里摸出粒药片，哆嗦着吞咽下去。我猜是镇定类的精神药物吧。
走过两条街，到就了他家。在一幢六楼公房的顶层，走进去是一间十平方的小厅，摆了张小方桌，两张普普通通的折叠椅，靠窗户的地方放了张躺椅，旁边的书报杂志从地上堆到了茶几高，对着的电视机柜上是个十八寸的旧电视，还不是纯平的。没看见空调，躺椅上方装了吊扇，现在还没到夏天，吊扇的三个翅膀被拆了下来，只剩下个圆轱辘。
我打量着屋里的陈设，看起来他是一个人住的。陈发根还是默默地不说话，先前一路上他就没再讲过一句话，现在还是不发一言，自顾自开门进来，往小方桌前一坐，直愣愣地不知看着什么东西发呆。
通常两个人在一起，长时间的沉默会令彼此都不舒服，哪怕是没话找话，也想要发点声音好填了“缺”。可是陈发根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反是等着他开口的我，越来越不自在起来。我忽地有些心寒，省起面前这人，可是有精神病史的，别看他刚吞了粒药，要是突然间精神病发作……
就在我熬不住想要挑起话头的时候，陈发根忽然抬头看我。
“我过去是个精神病人。”他说：“你来找我，肯定也知道我得过病。别担心，现在基本上是好了，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记得吃粒药，没大事。我是没想到，杨展也自杀了。真是没想到，怎么会呢，完全没有道理呀。难道是我的一封信，你应该也看过了，只是我自己的忏悔，怎么能让他自杀了呢。”
我瞧陈发根的样子，不像是会瞒事情的人，就坦率告诉他，我并没有看过信，不知他信里写的是什么。
“原来你不知道啊，这事情，说起来就话长了。”
陈发根便从他还在武夷山市精神病院讲起，这其中的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但我并没有打断他，听他把自己的故事慢慢道来。
这陈发根自打1988年起，就进了武夷山市精神病院，对于自己因何发病，发病时的状态，他自然不愿意多提，只说自己发病的时候，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常常觉得自己身在梦中。所以到了1992年，特殊病区成立的时候，他就是特殊病区中的一员。
等到武夷山市精神病院里的医护人员齐齐自杀，医院并入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他也和其它病人一样，转到了南平。又过了些年，医院给他换了一种新药，居然颇见疗效，慢慢地好起来，到2000年，他出院了。出院时还不算是完全康复，但已可在家里治疗，又用了几年药，且药量逐年递减，非但别人看不出他曾是个精神病人，而且可以出去和人打交道，挣钱谋生了。
当年他得病的时候，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都是真理。等到毛病一点点好了，病时的记忆都还在，回想起来，就明白了自己那时的荒诞可笑。而他在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最后呆的那段时间，尤其是身在参观病区的那一个月，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病好之后，他一边做着卖书刊杂志彩票的小买卖，一边打听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事情，连已经荒弃的医院，都重新回去过几回。他一个亲历者，这么去打听，很容易就知道了大概，当听说金院长等医护人员，都自杀死了，又听说许多参观者也自杀了，心中震憾之巨，难以言表。
于是，陈发根开始担心自己在这一系列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努力地打听当年的事件。最后，就打听到了已经退休的副院长头上。他找上门去，这位副院长倒也没有推托，因为当年的这当子事情，始终在心上难以忘却。姜明泉觉得最终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这位副院长也不是傻子，心里一样有疑惑。
这一番恳谈，并没有得出什么足以解开当年谜团的解论，却让陈发根知道了，当年他接待过的十七位参观者中，有十六位都自杀了，仅余一个名叫杨展的人。当时杨展在武夷山市的这段时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