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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干脆。”司令官点点头，道，“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处’得来的通行凭证？”
到了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头青年原本与此舰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马；说什么“替国府积蓄些元气”、“替贵帮保留些人才”之类的话亦不是党、政、军方任何一方的立场。换言之，这身手不凡、行事莫测的“帮朋”根本是私自挟带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帮前人登船的。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容或基于同属老漕帮庵清光棍，容或基于这些人物确乎有什么值得“积蓄保留”的长才，然而一时之间，家父已无暇深究。只不过司令官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连累同门，便道：“报告司令官：我和拙荆自济南来青岛投军任事，没有一分钱的家财，也没有一寸地的恒产。能上船来，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总监部戳印、大军关防，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么能花‘好处’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来。一旁原本默然不语的舰长转脸凝视着那光头青年，道：“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如果不彻底清查、断然处置，恐怕过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没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待得起？你说上来的都是忠贞干部，又有谁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难道都不是忠贞干部？他们上不了船，难道就活该沦落成散兵游勇，在匪军枪口底下充炮灰么？”
“司令官、舰长，”光头青年朝上座的两位长官抡了一揖，道，“方才说过了：在下奉‘老爷子’手谕，负责转交船票，个人所经手的，也只十四张尔耳。二位职责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只这船票既然不假、身份也能核实，二位何不看在国难当头，大伙应当和衷共济的份儿上，彼此扶持则个。动不动要挟着将人扔下船去，岂不叫亲者痛、仇者快么？”
家父听他说话好生不客气，脊骨煞地一片森凉，暗想：这光头青年如何这般负气自矜，居然敢这样对司令官和舰长说话？一念尚未及转定，但听司令官“啪”的声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个养的东西！欧阳昆仑！不要以为你头上顶着个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可骂了这么两句之后，底下竟然没话了。听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却在此际，舰长又开了腔——这一回，竟是冲家父来的——一字一句说得面无表情：“张科长，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天登舰之时你缴验的两张凭证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军事港务科人员证’几个字样？请问，贤伉俪什么时候在这个单位服务的？”说到这里，猛可转脸对光头青年道：“你口口声声‘船票’、‘船票’，难道认不得这是军舰，不是客船么？”
“分明是渗透分子！”司令官补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时朝他移动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见，正是之前在码头上缴验的那张粉红色凭证——不过从指尖露出的半张看来，却是背面。家父自己不记得过手缴验时注意过那“船票”的背面注记了什么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头发现了什么。司令官歪挤斜皱的眉眼像是叫一层透明胶水给糊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连忙凑脸近桌，细细又睇视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舰长。舰长的神色几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样，愣了好半晌，才干着嗓子道：“你、阁下也是——‘保’字号儿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原来“保”字号儿别有所指，正是“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单位渊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总部”时期的谍报科，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老头子”复行视事，经过几年的整顿、扩充，将原先各地剿匪总部的谍报科收编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系统，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前夕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下辖三个处。抗战军兴，“老头子”亲自规划，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职掌分开，前者归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长指挥，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后者仍名“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实际掌权的便是前文提过的戴笠。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岛搭航委会专机飞上海，行前据报上海天气不佳，遂多带了八百加仑燃油，以备万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则可以转赴南京或重庆。当天下午一点六分，机上驾驶电告南京航委会塔台，说是上海方面联络不上，飞机已达南京上空，但是气候恶劣，无法降落，须折回青岛。可是七分钟之后又有电告：“现穿云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天以后，美国海军派出的搜索飞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和连同六名机员在内的十三具遗体。当时目击该机坠毁的农民指证：机身飞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树、崩落一枚螺旋桨，才翻过三座山头、撞击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烧云云。
此次空难自然影响极大，一时谣纷纭，有谓戴氏在机上临时强令驾驶迫降，以便他能赶往上海与“舞国皇后”李丽共赴云台之约。有谓机上潜有中共谍员，以引爆备用燃油方式与戴氏同归于尽——按诸三周之后发生在山西兴县黑荣山坠机事件中死难的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等人身份看来，自有绘声绘影的报复臆说而令戴氏的坠机殒命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舰的官厅里却果然见识到“保”字号的硬场面。
司令官也随舰长一般，一张横二霸三的绷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登时垮了、皱了，嘴角也扬起来：“那么——请问老弟台：你这十四张凭证是‘总署’那边发的，还是‘处’里发的呢？”
光头青年大约是见对方低声下气起来，也相应以和颜悦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会’方面发的——对不住，请二位长官别再问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说。是不是请二位长官先把那九位开释了？免得有个闪失，当真给扔下船去，就麻烦了。”
司令官没等他说完，已经朝一位校官比了一个手势，后者抢忙离座，奔出官厅。这厢舰长也亲自倾身上前，拉开右首木椅，意思显然是请那光头青年入座。
家父则在这片刻之间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这光头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称的“总署”，其实是“警察总署”；而“处”则是指“稽查处”。“保密局”成立之后，“老头子”为了安抚不同派系的特务头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纵任全国警察署长。表面上警察总署归保密局指挥，事实上却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规化的旗帜，培训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稽查处”则表面上辖属于各地警备司令部、卫戍司令部，骨子里却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务是侦伺、防范两种犯罪活动；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厂内非国民党或亲共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司令官这般问讯，不外是想弄清楚：光头青年在“保”字号儿里究竟隶于哪一个山头？
然而光头青年所答称的“新社会”却毋宁让在座诸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组织原名叫“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生前亲率手下三大护法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扩充而成的。据说这护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国二十年代初折损了一员，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屏。当年亲领“老头子”密诏，往赴山东公干——一说是联络军阀割据区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说是去搜寻一部可敌十万雄师的军事秘宝，无论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见踪迹、死不见骸骨。有谓遭江湖人物袭杀殒命者，然而戴笠倾尽全力、遍撒网罗，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对日抗战开打仍无纤芥之功。对于一个致力发展特务系统、严密情治组织的谍报巨子而言，此事无疑是一极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