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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或者是政党的角逐时，俄国人却一直作着长远的计划。目前苏联虽然在追
求一个缓和的时期，以便能够解决国内外的种种问题，可是，却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苏联人打算放弃用共产主义来“统治”世界。如果在苏联没有作出相
应的政治上的对等反应时，给苏联提供了一种机会，使它能恢复元气，摆脱
目前困境，这样，在过了5 年、10 年或更多的时间之后。苏联就会变成一个
内部坚固、能够给世界以更大威胁，并且无法抑制的庞然大物。这绝对不符
合西方的利益；西方也绝对不能给苏联人以这样的机会。
就这一点，阿登纳在莫斯科行前曾与杜勒斯交换过意见，杜勒斯对形势
的估计比阿登纳乐观一些。杜勒斯告诉阿登纳，他相信苏联的政策已有所转
变。杜勒斯说，根据他的分析，如果苏联人想长久地同美国的军备步伐并驾
齐驱，那在相应的对比之下，这种做法对苏联经济产生的后果，就会等于美
国人必须承担四倍于现有的军备开支，苏联经济将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可以
肯定的是，苏联居民正在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大大
增加，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人民会发生动荡。再者，在巴黎
协定批准之后，苏联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经过团结已经强大起来，它已
无法再遏制这种力量。这几方面决定了苏联人要采用一种新的外交方针，并
有寻求与自由世界接近的良好愿望。杜勒斯估计，由于苏联人态度的软化，
也许通过两年到四年的时间，德国的重新统一就会到来。不过，要使苏联人
甘心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还需要一些时间。
尽管如此，杜勒斯还是同意阿登纳的观点，对苏联人不能放松警惕。法
国总理安杜万·比内和英国政府方面也向阿登纳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形势所
及，阿登纳对参加莫斯科会谈也不抱任何幻想。在与西方国家商议后，阿登
纳确立了对莫斯科谈判的最高准则是：对西方绝对信守条约，决不因此动摇
同西方的牢固联盟。
阿登纳利用他的夏休假期为莫斯科会谈作了深入细致的准备。为此，他
亲信的新任联邦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及其助手外交委员会
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频繁出没于他在缪纶的休养地。美国《生活》画报
后来刊登了一张这四个人边散步边讨论的照片，背景是瑞士的山区。这张照
片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阿登纳，随后的是作讲话姿式的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
格雷韦跟在最后面。他们构成了阿登纳的外交智囊团。
当阿登纳回到波恩时，他已经对莫斯科之行有了充分的准备，他开始同
内阁和联邦议院各党的议会党团领袖进行磋商。根据外交部长勃伦塔诺的建
议，阿登纳决定访苏代表团的组成以小型为宜，成员以联邦议员为主。他谨
慎地避免代表团成员的政治色彩过浓，这是为了免于向莫斯科作出任何承担
责任的承诺。这样在讨论中他可以借以下理由获得遁词：他必须同负有专责
的顾问们以及按照宪法建立的机构进行协商，而不能当场就作出决定。阿登
纳还考虑到一点，就是不要让苏联方面得到宣传的机会，德国人可不是“只
要苏联招招手，所有的人都来会”。
8 月31 日，杜勒斯的密使、亲信利文斯顿·麦钱特助理国务卿再次出现
在波恩，以了解联邦政府访问莫斯科计划的最新情况。西方各国首都的人们
都怀着某种不安的心情关注着波恩。不管怎样，这是刚成年的联邦共和国第
一次用自己的双脚向一个新的领域迈开步伐。
1955 年9 月8 日，星期四，17 时整。阿登纳总理的专机抵达距莫斯科三
十公里的伏努科沃机场。阿登纳受到一批苏联领导人的隆重欢迎。他们之中
有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
科和谢苗诺夫等。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这些大多是属于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
人物。战后阿登纳及其同事们和西方领导人有过许多接触，但同苏联代表人
物打交道却毫无经验，他们以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些在西方早已闻
名的强有力的谈判对手。
苏联方面也怀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阿登纳也早有耳闻，并且知
道这是一个强有力、自信、绝不妥协的谈判对手。冷战以来，苏联方面同阿
登纳政府一直处于“间接交战”状态，从苏联人的立场看，阿登纳是欧洲反
对苏联政策的各种努力的突出代表，是倔强的老头、“冷战的骑士”。
应该说会面双方的心情都极为紧张。当时去参加莫斯科会谈的威廉·格
雷韦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了这个情景。说这就好像两个敌对
的将军，在多次战役中戎马对峙，现在却要第一次当面锣对鼓，谈判停战，
前途结局难以料测。
苏联人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地上铺着华贵的红地毯，地毯两边，穿着
沙皇时期古典式阅兵制服的仪仗队光彩夺目，鲜花簇拥着德国代表团成员，
寒暄淹没在掌声中。布尔加宁作为东道主首先致了欢迎词，接着军乐队分别
奏响了苏联和德国的国歌。仪仗队迈着笔挺的正步行进的分列式从贵宾前走
过。欢迎的车队长长地驶过莫斯科市区，整个场面十分动人。最后，苏联人
把阿登纳及其随行人员安置在华丽堂皇的苏维埃饭店里，该饭店座落在著名
的列宁格勒大街上。
阿登纳事前特意准备了一列专车，作为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工作地点。
这和苏联人先谈好了，苏联方面专门在莫斯科火车站不远处铺设了一段铁
轨，作为德国专车停放处。德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在几天前乘专列先期抵
达莫斯科以作准备工作。这列专车号称是一个“流动的大使馆”，其中有防
窃听的电台和电讯仪器间、写字间等多节车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阿
登纳就到这列车厢上去开了一次会议，为第二天开始的谈判作最后一次讨
论。
入夜，望着闪烁在莫斯科上空的星辰，阿登纳十分紧张，久久不能入眠，
他知道即将与苏联人短兵相接，赤膊交锋。久闻对手的顽固利害，他不能掉
以轻心。他又把需要讲明的立场观点在心里重温了一遍。
9 月9 日，星期五，11 时，正式谈判在莫斯科古老的斯庇里陀诺夫卡宫
开始举行。
第一天的目的在于了解，所以会谈双方都采取了温和的基调，布尔加宁
和阿登纳各作发言，讲明双方的原则立场，他们都注意避免使用伤害感情和
刺激性的语言。在双方发表的原则声明中，苏联方面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并
且不附带任何形式的先决条件。而阿登纳的立场是：只有当俄国人表示愿意
释放战俘和讨论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时，联邦政府才愿意建立外交关系。
9 月10 日，第二个谈判日，预料中的激烈对战终于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会议同样在斯庇里陀诺夫卡宫举行。根据布尔加宁的建议，会议的主席
由他和阿登纳轮流担任。阿登纳是这次会议的主席。由于没有确定固定的议
程，阿登纳提议就昨天双方原则声明中还需明确的问题首先讨论。布尔加宁
立即要求第一个发言。
这是头一个回合的精彩交锋，布尔加宁拿起了他事先经过充分准备的讲
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谈起，一直说到阿登纳在
原则声明中所提起的两个问题，战俘和重新统一，尤其强调了战俘问题。布
尔加宁说：
“阿登纳总理阁下是将战俘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
的。我们认为这里肯定存在着误会。在苏联并没有战俘，
所有德国战俘都已释放，并已遣返到他们的祖国。在苏联
只有从前希特勒军队的战犯，这些战犯由于对苏联人民、
对和平事业、对人道主义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而被苏联
法庭判刑。按照人道主义的准则，这些人一定要监禁起
来。这都是一些丧失人性的人。这些人是暴徒、纵火犯，
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刽子手。。。苏联人民不能忘记
这些刑事犯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布尔加宁把目光转向阿登纳，话锋一转，道：
“在苏联，人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西德会把这些罪
犯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再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讨论这个
问题，那么也必须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这种谈
判，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德国两个部分。而我们认为，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现在的情况下并不欢迎由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同参加讨论上
述问题，因此很明显，这个问题作为目前讨论的内容就不
适合了。”
谈到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布尔加宁表示，在讨论巴黎协定时，苏联曾一
再警告德国出现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但目前有鉴于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和
西欧联盟这类军事集团的事实，使在通往德国统一道路上出现了人们本来可
以避免的障碍。苏联认为应首先解散欧洲任何军事集团。建立起一个全欧集
体安全体系，然后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找到解决德国问题最
可靠的方法。布尔加宁的发言完全否定了阿登纳的原则立场，他的话一完，
阿登纳立即站起来。
“事实上”，阿登纳针锋相对地回击道：“如果人们现在想要在所有那
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之后重新使关系正常化，那就必须开诚布公，把要说的
话都说出来。”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您一开始就描述了上次大战中
苏联人民所蒙受的苦难。我真诚地向您承认，这次战争使
苏联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如果您说德国人民是处于
另一种情况，那我就想提请注意，不能把希特勒及其追随
者与德国人民等同起来。德国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出于内心
的信念曾经谴责过希特勒主义，谴责过这次战争，也谴责
了希特勒主义犯下的残酷暴行。但是，部长会议主席阁
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与一部分德国人民达成协议，这
一部分人民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怀着厌恶的心情鄙弃
所有这一切的。”
“您说德国有人谈论‘实力地位’，我相信这里有很
大的误解。德国没有一个人幻想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
联打交道。我相信，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必须看到整
个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而不是仅仅看到苏联和联邦共和
国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处于不安全和危险的冲突
之中的我国是没有自卫能力和没有保障的。”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您刚才谈到了战俘问题，我想
提请注意，我昨天的讲话中根本没有出现过‘战俘’这个
词。我有意回避这个字眼。如果您仔细研究一下我讲话的
内容，您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是所有‘被留下’的人。而您
讲的是‘战犯’和苏联政府的判决。我们在同美国、英国
和法国的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但在那里的人们承认，
这些国家的法庭在战后初期宣告的判决并不是没有感情
用事，也无法摆脱当时气氛的影响，证人供词也受这种气
氛的影响，当时的整个气氛是不适宜作出如同经过心平气
和地审查整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之后所作出的那样的判决
的。人们由此得出了结论，并通过特赦的途径使几乎所有
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