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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则采取李德的堡垒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战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结果处处防不胜防。
4 月中旬，国民党主力攻打广昌。李德、博古调红军主力保卫广昌，进行“决战”。仗打了十八天，红军惨遭损失。广昌失守。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报共产国际。
战略转移工作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
随后，中共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
10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出发，开始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共一万六千余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革命又跌入了谷底。
1934年10月12日。
肖劲光接到上级通知，率上干队离开大树下，到九堡干部团向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报到。
这时候，肖劲光是上干队队长。
肖劲光是怎样以犯罪之身担任上干队队长的呢？
原来，在肖劲光年初被判刑之后，中央根据地形势急转直下。傅古等人忙于反“围剿”战事，反“罗明路线”只能不了了之。另外，战事一紧，人手就不够了，到3 月，红军大学的教员、干部好多都被抽调上了前线。这时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干预，肖劲光被安排在红大当教员，发挥他懂军事的一技之长。
红军大学设在离瑞金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松林。一排排茅草房，虽然简陋，但自然朴实，与大自然栩栩相容，自成一片独特的小大地。
军校生活对肖劲光并不陌生。红大分四科：高级指挥科，主要培训师以上干部；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上级参谋科，主要培训中下层政治委员、军事指挥和参谋干部。学员大多学习三四个月，然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职。
肖劲光由于自己身处逆境，能够为培养红军军政干部尽一点力量，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红大又任命肖劲光为政治科长。
紧接着，学校接到准备转移的通知。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谁都不知道。
9 月，红军大学按上级指示将高级指挥科学员提前毕业，并把大学本身改编成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陈赓领导。肖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
这一任命，出乎肖劲光的意料之外。因肖劲光自知自己刑期末满呢。
战争时期，命令就是命令。
肖劲光立即着手这支一百余人的上于队工作，并按上级指示，随时作好出发准备。这才有了肖劲光向陈赓、宋任穷报到的一幕。
从这里，肖劲光开始了漫漫长征路。他的命运与党和红军的命运一样，前途未卜。
第七章山重重水重重关山远征难干部团直属中央军委纵队。它是军委纵队中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都是红军中出类拔萃的指挥员。
上干队当时有指挥科和政治科以及地方工作科等三科学员一百五十余人。上路后，中央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知名人士分散到各单位，便于在行军中进行照应。这样，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等六人被分配到了上干队。
上干队除队长肖劲光外，还配有一个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小伤痛。
一个挑夫，是个哑巴，瑞金附近人，原先是红大的伙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随部队行军。另外调配一匹马，主要用于为伤员病号和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运行李。
就这样，肖劲光走上了漫漫长征路。他左肩斜背灰色包袱，里面有一床夹被、一张油布、几件换洗衣物、几本舍不得扔的书。右肩斜背干粮袋，腰间一支手枪，手里提着两个饭盒。
广西边境。一个夹河而建的小镇。一座小木桥把这个小镇连成一体。
远山近水已经在夜影中模糊。干部团悄悄来到镇上。
肖劲光亲自安排好住宿、晚饭、岗哨、警戒诸事之后，又逐班逐班地检查。另外，他又叫来政治科科长余泽鸿。
“余科长，侦察任务布置得怎么样了？”肖劲光问道。
“已经安排好了！”余泽鸿一边坐下一边问答。
“多少人，分多少组？”肖劲光问。
“二十四人，十二个小组，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余泽鸿再答。
肖劲光似乎还不放心：“隐蔽地点一定要选好，要视野开阔，覆盖面要大。另外，一定要注意抓活的。”
余泽鸿频频点头。
肖劲光仍然在考虑什么。
是什么事让肖劲光如此重视呢？原来一连几个晚上，更深夜静之后，就有驻地附近的房屋起火。然后便传出谣言，“共产党杀人放火。”显然，有敌人在暗中作怪。
肖劲光决心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不能容忍谁往党的脸上抹黑。如果任这些敌人一边放火，一边造谣，他肖劲光问心何安！昨天，他向陈赓团长建议，今晚干部团整体行动，抓两个活口，然后所到之处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
上干队驻小镇南区，由肖劲光负责南区监视。只要敌人今天出动，他就一定要逮住凶手。这是肖劲光办事的一贯作风。
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反复思考有关细节，并细微叮嘱具体负责的余泽鸿。
南国的冬夜万籁俱静。除了哨兵和警戒部队外，似乎什么都入睡了。然而，黑暗里的眼睛，却严密地监视着这个沉睡小镇的每一个动静。
肖劲光和衣躺在铺上，半寐半醒。
突然，外面人声陡起，四处都是“救火”声。
肖劲光从铺上一跃而起。外屋的战士们也都起来了。大家纷纷跑出屋，奔向火场。
火被扑灭了。
余泽鸿押着一个瘦猴似的家伙来到了肖劲光面前。
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也赶来了。
简单的审问就弄清了来龙去脉。
陈庚团长哈哈大笑：“好家伙，敢跟共产党斗法。你也不看看肖大将军几只眼！”
“团长，押到你那去吧！”肖劲光对陈赓说。
“不！就放在你这。按你的设计，每天找好驻地之后，就辛苦辛苦他，让他挂牌游一游街，游一游村。请他把自己的丑恶行径亲口向驻地人民讲清楚。”
“好！余科长，押下去！”
肖劲光重新回到铺上，心中好惬意。好长时间里，他没有这样的好心情。
以后十多天，部队一驻下来，就见几个战士押着这个家伙，在四处自述自己丑恶的故事。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添了这么一段不无幽默的小插曲。
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沿湘桂边境北上，是试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于是，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等地区构筑了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而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情变化，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红军身处极为险恶的境地。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他根据敌我态势，果断向军委建议，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执，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等十几座县城。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1935年元旦，猴场。
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来到干部团。
陈赓连忙接住：“司令员，好稀客呀！”
叶剑英一面进屋，一面说：“怎么，不欢迎啊？”
“岂敢！岂敢！”陈赓一面亲自倒茶，一面笑道。
“我今天不仅来了，而且还一时三刻不走了！”叶剑英满脸肃然。
平时爱说爱闹的陈赓也立时严肃起来：“请首长指示！”
“红军要过江。派我来请你架桥。陈团长，红军安危系于你一人一身啦！”
叶剑英一字一句，说得似笑又没笑。
陈赓立刻明白了司令员的意思：“司令员请回，陈赓一定完成任务。”
司令员当然没时间待在这里。
陈赓当即命令特科营工兵连，火速赶到猴场乌江江界渡口架桥。
江界渡口，江面宽约两百多米，最深处达二十多米，水流每秒一米八到两米。在这样一条水深浪急的大江上搭桥，谈何容易！
然而，追兵将至。红军没有别的选择。
一天过去了，种种尝试都归于失败。
陈赓心急如焚。
“上干队有个土木专家，不妨把他请来看看。”
陈赓回头，见说话的是工兵连一个老战士，连忙问道：“你说什么？”
大家立刻都围过来。
原来这个老战士是国民党原工兵团战士，后来被红军俘虏，就到了红军工兵连当兵。长征出发，来到上干队，他突然发现他的老团长在干部团做教员。这位原国民党工兵团团长叫何涤宙，在架桥等土木建筑方面独具才能。
工兵连一天劳累，毫无收获，这个老战士便这样冒了一句。
陈赓立即命令：“请肖劲光和这位老师一块来。”
肖劲光来了。
何涤宙立刻展开工作。
一个试行方案很快出来了——何涤宙设计了一种土制石锚固定竹排扎成的门桥。
成功了。第一块门桥固定了。
做这样的石锚门桥，需要大量的木材、竹、木板。
肖劲光主动请缨：“陈团长，上干队也参加收集架桥器材吧？”
“好吧！——多谢你呀，肖大将军！”陈赓一拳打在肖劲光的左肩上。
第三天中午，纵队司令叶剑英又来了。
陈赓只说了一句：“司令员、下午两点请您剪彩。”
“听说锚组组长石长阶同志牺牲了？”叶剑英将信将疑地问。
陈赓点了点头。
是啊，有多少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几天以后，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
1935年1 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当时党面临的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又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进四川或者东出湖南，急调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遵义会议刚开完，还没来得及传达会议精神，红军又匆匆上路，离开遵义城。
经过一个来月与敌人周旋，红军渐渐有了一些主动权。尤其在二渡赤水后，红一、红三军团开始抓住敌人打，在占领桐样城和娄山关之后，敌人纷纷溃逃，红一、红三军团展开追击战。干部团在陈赓率领下，随主力执行追击任务。随后，红军主力再次占领遵义。
当部队追击前进时，上于队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肖劲光率部留守桐梓县城担任警戒任务。先头部队，另留一个连，由肖劲光指挥。当晚，肖劲光布置好岗哨，在桐梓过夜。
第二天下午，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率警卫连进城。
肖劲光向罗炳辉汇报了情况。
罗炳辉说：“你们追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