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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罗瑞卿以满含希望的眼光注视着巡视团的指战员们，语句一顿一顿地说：“我坚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请周团长接旗！”
周桓立即出列，健步走到罗瑞卿面前，双手接过罗主任手中的军旗，然后，向罗主任、向全体队员行了严整的军礼……
这支队伍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军区和一一五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战斗，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先后共培训五期约一千五百连队干部。在工作中，巡视团还正确处理了部队执行政策中的问题。发现和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部队的偏向。巡视团还同当地部队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少同志英勇献身。1942年9 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
在太行山上，处处活跃着罗瑞卿生气勃勃的身影——他上任伊始，即注意抓干部的学习，并且亲自制定了机关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干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在每年的“学习节”（5 月5 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大会作报告，总结和布置学习。下基层时，他把学习情况作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的一项具体内容。他每到部队常把指导员集合起来见个面，讲几句话，然后坐下来搞时事测验，检查部队干部看不看报纸，关心不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一次测验，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谁？
一个指导员回答说是“罗斯福”。全场为之哗然。罗瑞卿严肃地说：“不看报，不学习，姓罗嘛，他也姓‘罗’，我也姓罗，都姓罗。可我罗瑞卿不是资产阶级的头子啊！”同志们都笑着点头称是。他因势利导，告诉大家：“我们部队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知识太少、文化水平低；而我们同日本鬼子斗争需要知识，斗争非常复杂，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懂。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再学习。”
他把文工团的工作作为实现政治工作的重要途经。他经常亲自过问“抗大”文工团的创作演出。他平均每两周即要到文工团去看看，或将文工团的领导请去汇报工作，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指示文工团要配合部队中心任务，反映战斗生活，经常给文工团出主意，写什么，怎么写。他还要求文工团作为政治工作助手，要会做群众工作，会宣传鼓动，会写标语；要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文工团的团风。“抗大”经过“小长征”胜利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罗瑞卿联想到红军过金沙江后，国民党追兵在江南只捡到几只破草鞋的故事，对大家说：“这次小长征，日本兵什么也没有捞到，在同蒲路上只捡到一只破草鞋。”于是，文工团的金沙、吕班创作了活报剧《一双破草鞋》。剧本上演时，台上描绘的日伪妄图消灭“抗大”而一无所获的窘态，令抗日军民捧腹大笑。“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团以岳飞风波亭被害的题材，创作了历史京剧《亡宋鉴》，借叙述南宋主战派岳飞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从抗敌前线召回，被害于风波亭的故事情节，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害新四军的罪行。看过演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罗瑞卿对此剧评价很高，并专门调文工团到野政驻地桐峪镇演出。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抗大文工团在太行山区名声大响。一有演出，当地老乡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早早便把演出场地坐得满满的。在桐峪镇，这两句话可说是家喻户晓：“没有五盏灯的戏不看（抗大有五盏汽灯），没有咬牙的讲话不听（罗瑞卿在反”围剿“战斗中右腮受伤，虽伤愈，但留下了伤残，讲话时极像咬牙切齿的样子）。”这两句话，流露出当地群众对抗大文工团和罗瑞卿同志的衷心欢迎。
他关心每一位干部的成长。对在野政工作的干部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他了解到野政的一位知识分子过去曾因被俘而脱党，因为这样的人重新入党需要主要干部作介绍人，因而他的入党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罗瑞卿掌握这一情况后，亲自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资格审查，然后找他谈心，鼓励他说：“你已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具备了入党条件，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谈话后，他又约了北方局社会部长兼野政锄奸部部长杨奇清一道作这位于部的入党介绍人。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那位于部和野政的干部战士感动不已。对于文工团的干部战士，他也从生活和思想上处处关心他们，反“扫荡”时，由于文工团除了同大家一样行军外，到宿营地还要排演节目，罗瑞卿就让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个背包罩，出发前将被子往里面一装即可。别的部门均无此“待遇。”他曾经多次找团长杨恬谈话，每次都要问及他们的入党问题。他说：“对这些人不能按战士那样要求，文艺工作有文艺工作的特点。”文工团有位说大鼓的演员，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就是有时不够检点，许多同志抓住后面这一点不放，入党讨论一直没有通过。罗瑞卿多次过问此事，最后说：“你们不介绍我介绍！作为特别党员！”
他是野政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来到太行山后，他仍然热爱体育运动。
尤其喜欢打排球。在麻田，每天晚饭后都能在喧闹的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他个子高，打九人制的排球，他总是站在前排中，既可扣球，又可拦网。
战士们都风趣地叫他“球掌柜”。那时，八路军正针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政治攻势，而罗瑞卿在球场上如同在战场一般，扣球的攻击性很强，于是大家借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送了他一个“政治攻势（师）师长”的绰号。他打球不肯服输，只要对方赢了球他就喊道：“再来，再来！”直到打赢才肯罢休。他走到哪里，便把欢快的笑声带到哪里。一次，野政机关在学唱一首苏联歌曲，教唱歌的是一位河南籍的女同志。当教到“悦耳很动听，使人听不厌”两句时，这位女“教师”的河南口音听起来却成了“悦耳很动听，‘死’人听不见”。罗瑞卿便打趣地问道：“你这两句是啥子意思嘛？
‘死人’就是听不‘见’嘛！“话刚出口，哄堂大笑。
在工作中，他拿起了笔杆子，结合新的任务和工作实践，写下了一系列谈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4 月3 日。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
在通往桐峪镇的路上，北方局党校的女同学们正簇拥着一位满脸洋溢着幸福与腼腆的姑娘走来。她们一路上唱着歌儿，说说笑笑，不时地逗一下那位姑娘。这位姑娘叫郝治平，她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身，脸庞清秀，性格文静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今天是党校毕业典礼的日子，也是她同罗瑞卿结婚的大喜之日。伙伴们的打趣，使她不由得回想起同罗瑞卿相识相知的幸福经历。那是她去年年底进北方党校学习后的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她收到了封信，信封上陌生的字迹告诉她，这又是一位求爱者发出的信号。她不愿去猜是谁的信，将信夹在笔记本中，继续上课。来党校以来，她收到的这样的信真是太多了。她收到过知识干部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收到过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要求约会的便条，有人还写了整整一本情诗献给她。起初，她心跳、脸红、害怕，时间一长，她也就习惯了。她常常勉励自己：我还年轻，我要好好学习。她也有自己的对爱情的独特的理解：爱情应当是心灵相通，不应该是用嘴巴讲出来的，而应当是双方用心感受出来的。回到窑洞后，她打开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为“赤茜。”她很纳闷：“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治平的心跳起来，她想，这是谁呀？怎么谈情说爱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用化名呢？再看看信的内容，是约她晚饭后在村口相见。姑娘握信沉思，细细琢磨写信的人是谁，心里不禁一阵慌乱：这洛水清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说，不正是”罗瑞卿“的谐音吗？她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又平心一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她至今都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淡淡的月色下，疏疏的柳影中，那个高大的身影……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相伴散步的身影。”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随着春天的临近，他们漫步的距离也渐渐加长，路在他们的脚下在不知不党中变得短了。在交谈中，罗瑞卿对这位可爱的姑娘敞开了心扉，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也说到了他到陕北后的两次造成许多烦恼的不幸的婚姻。她认真地倾听着他的诉说，心中既有感动，又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她边听边想：他的不幸已成为过去，只要他真心诚意地对自己好就行了，而他能够敞开心扉谈这些自己也不愿回首的往事，正说明了他的真心。可她又常常为自己担心，顾虑自己幼稚，阅历浅，同他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有很大的差距，恐怕不能当好他的助手。当她把这种心曲吐露给他时，罗瑞卿用充满渴望的眼光望着她说：”你还很年轻，一切都可以学习，这正是你的长处“……啊，那是从桐峪镇回党校的一个晚上，月光下，罗瑞卿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几个月来的交往，她的心里也洋溢起对他的爱慕之情。他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轻声询问她的想法。她的心嗵嗵地跳着，眼里满含幸福的泪水，可她不愿在他的面前显出脆弱，只伏在他的胸前轻轻地点点头，小声说：“瑞卿，等我毕业再结婚，好吗？”
“几号毕业？”
“4 月3 号。”
“好，婚期就订在4 月3 号，我一天也不愿多等了。我的好姑娘，我真心地爱你！”
“哎，治平，小心脚下，罗主任是等急了呀！”
伙伴们的打趣，使郝治平的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她娇嗔地追打“揭短”
的伙伴，姑娘们“咯咯”的欢笑与山间清泉的淙淙水声相谐，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荡漾着。
走到桐峪镇口，罗瑞卿早在同志们和老乡的簇拥下立在那里了。她们被簇拥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里。罗瑞卿一边走一边告诉她们，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没有将举行婚札的日期告诉彭德怀、左权等领导同志，出席婚礼的就是野政的一些同志。
进到院子里一看，这些人早早就来了。北方局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