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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 月2 日起，会议扩大为八届八中全会，主题已变为对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斗争。
罗瑞卿此时上了庐山，“反右倾”已成定局。
1959年9 月17日，当彭德怀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他的提议下，罗瑞卿离开公安政法战线，又回到军队工作，任总参谋长。
9 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第十二章抓军政走边防干练参谋长1959年9 月，庐山会议结束以后。
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回到了军队，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9 月29日，罗瑞卿出席公安部欢送老部长的大会。在会上，有人提出请老部长作临别赠言。罗瑞卿素来擅长即席演讲，加上他在过去十年中主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公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以一贯的爽快没有推辞之词，把经验总结和满腔希望化作了下面的话语：十年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在公安战线方面的任务，那么，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归功于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要说不能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且是危险的。我们公安机关是权力机关，不听党的话，脱离了党的监督，是可以办出坏事的……我过去也讲过，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我曾经把这点体会向主席报告过。他说这个对，但是中心的监督是党的监督。如果这个监督不起作用，其余的监督那是空的，这个监督起了作用，别的监督也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党委领导这一条做好了，即使犯错误也有边，而且会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群众路线这一条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要把公安工作变成全国人民的事情。要永远相信群众中的多数，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依靠群众……
罗瑞卿的告别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带着这样的认识和经验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国庆节过后，他即到军委上班。
10月14日，罗瑞卿参加新组成的军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并对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被指定为会议召集人。
11月4 日，罗瑞卿给军委写报告，请示《关于民兵工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对于未来导弹和核武器战争，必须依靠民兵，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
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1961 年11月，罗瑞卿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翌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同年9 月，罗瑞卿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1 月，他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罗瑞卿走上军队和国防领导工作岗位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其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的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印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渐趋尖锐化。
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当时党内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
罗瑞卿就是在这多事之秋走上军委领导岗位的。他坚决地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维护党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健全全民防御体系，消除边境不稳定因素，来往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
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 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