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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1959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0年9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林彪还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创举称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罗瑞卿曾经不无赞赏地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后，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稿出来后，毛泽东很快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尔后，毛泽东要罗瑞卿送给林彪看。当时林彪在上海，罗瑞卿就将定稿和主席的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泽东看着罗瑞卿若有所思的神情，眨眨眼说：“讲不出来，要学嘛！”
罗瑞卿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罗瑞卿专注的听着。毛泽东顿了顿，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扭灭，稍微提高声音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去后，你可以去找伯达，同他商量开出二十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书目来读几年，学习五年十年也好，在军队里提倡学一下。”
罗瑞卿在曙色初现时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北京后，罗瑞卿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单送毛泽东审定时，毛泽东说：“缺点是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文艺、历史方面的少了，也要。”
他又加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共三十本书。毛泽东指出，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选读几本。又指示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罗瑞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建议高等军事学院立即举办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四本书。三个月后，第一期结业，高等军事学院写了总结报告，罗瑞卿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且写道：“办读书班是根据主席指示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一种办法。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每周抽一天时间读或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每天读半天，每次读一本或两本，并请专人辅导。”
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全军高级干部普遍进行了选读马列著作的学习活动。后来，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将这件事诬陷为罗瑞卿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这是后话。
1962年11月。北京。
中央召集的专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反小股武装特务窜扰广东的会议正在进行。罗瑞卿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
原来，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经常派兵在东南沿海袭扰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迸犯大陆。
为了粉碎他们的图谋， 1962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由林彪指挥，到下半年，林彪再次称病后，具体指挥由罗瑞卿负责。他曾经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罗瑞卿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一场斗争的情况：“10月下旬，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我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敌电台，与台湾联系，将敌人引诱前来，予以歼灭。经过电台的紧张工作，月初，就同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之联系上了。我就指示公安部给他一些假情报，就说缺粮食，共产党盘查很严，空投以后再报。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对报务员交代清政策，给予优待，奖励一万美金。这个办法很奏效。一个月的时间，‘大鱼’上钩了。一名少校组长带领的六人小组及部分军用物资，在电台的指引下按照预定时间和地点空投到广东阳江县山区。第二天，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来电称：”我机冒炮火已将人员物资空投原定地点，在不影响兄等本身安全的原则下，请设法联络空投人员，并寻找空投物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给敌人编好了天罗地网……“
罗瑞卿说到这里，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罗参谋长的安排很细致，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取信于敌。我们可以多从敌人方面想一想，敌人都可能有哪些想法，可以多设想几种可能的对策，要搞一点策略，使敌人感到特务分队不是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开展活动。同时，这次投下那么多降落伞，敌人会想到有可被我发现，也会由此想到（先派来的）特务分队的行动有可能被我发现。因此，电台是否可能暂停一两天再出现，或先发一条电报，告敌发生情况，正在转移，过一两天再告敌与我民兵遭遇，是否还可以编造情况，说发生了一点伤亡，现正摆脱我民兵、转移到新驻地，给敌人以这股特务正在流动、正在慢慢转移的印象。将来还可以考虑再设计一个新的空投场……”
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频频点头。
罗瑞卿接住话头说：“总之，到现在，九股国民党武装特务已被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计划又破产了。这是中央的正确领导，军队和公安部同志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沿海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努力的结果。我建议将这一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并发表社论，以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群众与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刘少奇点点头，补充说：“公布前再发两个电报给美特叶翔之，切实想几句话，挖苦一下。”
周恩来风趣地接住话头：“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嘛。”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便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会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安排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要他草拟两份电报槁，用缴获的特务电台分别发给叶翔之和他们的美国顾问。第二天，这位负责同志即把电报槁送给罗瑞卿。
电文是：一叶翔之先生并请转达你们的蒋总裁：随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