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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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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屋四个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学习时间规定:早饭后到晚饭前,是各人写材料时间;晚饭后到睡觉前是自己学习时间。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语好。我要学习外国语,徐克成说可以学习俄语。我就与竹中挂钩,我教他中国话,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时俄文学习。这些我对郭股长说了,他说可以,不过指示:“不要耽误写材料的时间。”由这以后每天学习俄文,于看守有本俄文读本,我就利用这个读本学习,把这本书都抄下来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

他听了我这些话说:“你可以写一个报告。”

我回去写一个报告,呈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呈上去之后,没有回音。我当然也不好问,以后就作罢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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