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四十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200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圆，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会场，有五六万人。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许多东西看着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兴趣了。
回来的路上，碰见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棒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禾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20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杨成荣从腰里拿出10万元钱给我，我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咱们从长春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了一套便衣吗？我看咱们也不跑了，用不着了，我把它卖了，卖了12万元。我花两万元钱买了一个尿盆，晚上你就不用下楼小便了。这10万元给你做零用。”
“你拿着吧，我身上还有钱。”
“快要过冬了，如果住这样的屋子这套薄被小褥子也不行呀，可惜长春那么些缎子被、细绒毯子、皮大衣……都扔了。您看，老高家送来的这条被子像什么？”
“咳，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就算了。现在说现在的，人生就像走路一样，什么大路、小路、拐弯抹角的路都能走。这不算稀奇！”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窃、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9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9个问题是：
1。 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 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 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 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 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 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 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 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 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9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的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月11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书库 —wＷw。QiＳuu。cＯm］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