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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是经济社会，没有白帮的忙。要办成一件事，请客送礼是免不了的。为了既不失面子又节约成本，我从上海带回价值二十多万的特价中华烟。由于特价，所以没有发票。这些烟在公司的人所共知，董事们都抽过或成条成箱的用过，明知道这些烟的来龙去脉，但最后却没有一个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反而作为罪证，真是让人心冷！不承认也就罢了，反而要我交待送了那些人。这不是对那些曾帮助过公司的朋友恩将仇报吗？
二、董事会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公司最终的失败
董事会的第一个错误决定就是04年8月份的多头管理。当时公司所面临的困难是政策性困难，这种困难非一家公司所能对抗，相反应该是积极调整公司经营方向，以适应国家的新政策。但公司的董事们却没有这样做，错误的选择了公司董事共同经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错误，一是挫伤了我的积极性，也让公司的员工短时期内无所适从；二是违背了公司成立的宗旨，公司成立时四位股东除开我，其余人谁也没想过做担保业。这一个错误不是致命的，只要公司能真正团结协作，公司还是有转机。但是公司没有去纠正或解决，而是更进一步做出了错误决策。
第二个错误决定是将我送入囹圄之地。由于所谓的“误解和性格上的偏执”，公司董事会把我送进入了那个非人之地达九个月之久。在这九个月中，我不止一次的想：自由的空气真好，有时看见天上的飞鸟，觉得它们虽然没有意识，但却比我要自由……这种心情对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来说是难以体会。在里面的九个月我想了很多，想我为什么会进来，想我将来出去后要做什么。对于我来说，失去九个月的自由还不是太难过，所有肉体上的痛疼和精神上的侮辱都可以忍受，让我难受的是由我一手操办的公司垮掉了，而垮掉的原因是竟是公司股东间的内讧，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内讧。
更让我难过的是在这期间担保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错过了最佳转型和发展期。公司董事会新任命的蹇总经理在我之后不仅没有做成一笔单，反而把公司账上的钱挥霍一空。公司的震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使公司曾经的优势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公司好不容易创下的商誉资本和前期投入积累的人际关系全部归零或成为赤字。这些无形的损失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金井大市场总投资不过1200万，再大的损失也不会超过这个数，这些钱虽然是个较大的数字，但对投资担保业来说，也不过就是几笔单或一笔单的损失。但公司商誉的毁损，却使公司无法再在江南担保业或江南境内立足。
作为公司实际经营的一把手，公司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自然也要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多年的一把手生涯，使我形成了追求效率的独断专行的性格，没有养成汇报的工作作风（实际上企业的工作也是没有必要事事报告）。因为我们是企业，企业的天职就是追逐利润，不能产生利润的形式主义对企业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甚至是浪费资源和增大成本。
三、酿成公司悲剧的原因
首先是公司机制上的缺陷。
公司最后会产生这样的悲剧，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在股权和董事的设置上我们犯了很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设置蒋董和简董的退出机制！蒋董和简董参股公司并非要经营公司，涉猎担保业，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金沙大市场快速套现。要说股份的话，应该是优先股，即可以规避经营风险、能够保值且有优先退出权的股份。实际上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公司章程却没有很好的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由于没有设置好退出机制，肖董事长和简董实际上成了公司共担风险的股东。所以当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时，两位董事就到了能承受压力的底线，董事长更是乱了方寸。这时加之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于是公司便开始找替罪羊，找来找去，只有我颜建国大小长短最合适，且对股东们不设防。
蒋董是小股东，按公司法，每个股东都只有相应股份的发言权。但公司成立之日起，好像每个股东都是平等的，权责大小一样，这无疑是不科学的，也是与公司法精神相违背的。更重要的是，公司的奖励问责机制也没有建立。按照公司的一般愿则，什么事都经股东会投票决策是可以的，全部同意的，大家共担风险；有赞成有反对的，投赞成票的担风险，赚了钱年终要么发奖金要么增持股份，亏了后要么补加投资要么减持股份。全部搞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具体经营方面，商机是一日数变，作为一个持大股的总经理是有权先做再汇报。
其次董事们性格上的缺陷。
公司的董事在星沙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导致董事们形成了各自不一般的性格。蒋董事长多年从事一把手工作，作风十分硬朗，易冲动，工作时爱霸蛮。肖董爱走上层路线，对一般人是瞧不上眼。蹇董精通法律审判，面笑心冷，说翻脸就翻脸。
虽然董事们都有面子，但银行却不会发放面子贷款，有很多事还得循商业规律去做。可是不客气的说，三位董事对商业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阶段，有很多商业上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操作手法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但董事们却不理会这些，顽固的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认识实际商业运作，这就难免南辕北辙。打个比方，蒋董是学法律的，当了多年的副院长，平日里做事爱跟法律联系起业。所以蒋董做生意很难让人接受，为什么？他拟定的法律文书一定要将自己立于无忧、无险和不败之地，可签合同的合作伙伴呢，几无立足之地。这样的合同谁会签？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动用法律手段是最后的也是两败俱伤的做法，更多的是用利益的和道德的手段来解决。因为在商业活动中，是没有上下级之分，只有利大利小之别，这是商业与政治的区别，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商业事宜是无法成功的。
公司最后产生内讧的导火索是因为简和蒋一笔几十万的资金不能按时归位，还有就是当初蒋个人要向公司借几十万元买车，被我拒绝了。当时公司并不是拿不出这些资金，而是他们的做法太令人难以接受。我为了公司一直在外面借钱，共借了几百万，为什么他们就不替公司考虑，他们弄来的资金就不能为公司多用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去作，他们就开始恶语相向，最终怂恿董事长对我发起清算。
他们的目的就是掌握公司的支配权，夺我的总经理之位。为了达到他们的目，不惜捏造事实，制造假财务制度作为证据，说我挪用公司资金六百多万。但经营公司却是要靠硬本事的，这九个月他们做得怎么样？做不成一笔业务，没有一个客户买他他们的账。开公司、当老总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特别是担保公司，天天要做的是公关、整合、资金配套这些没有具体标准，完全取决于运作者个人的商业素质的业务。试想一个对相识多年的合作伙伴都能用如此手段之人，别人谁敢与他合作？我在此声明，我保留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声誉的权利！
为了罗织罪名，公司董事会当时是“挖地三尺，周围拓展一千米”寻找证据，甚至不惜歪屈事实。好在我这人坐得正、行得直，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现在一切真相大白，至少从法律上来说，我是清白的，是对得起朋友的，所作所为是对公司和客户负责的。倒是个别董事，一直是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来猜测他人，不讲交情，也无丝毫怜悯之心，不仅不放过我，连对我的家人也恶语相加。在公司困难的时候，不是共同面对，也不是根据规则来划清责任，而是牺牲朋友保全自己，采用非理性要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最后造成公司崩溃。
四、九个月的牢狱之灾让我降至人生最低点
当初为了把公司做好，我已严重的透支了体力和精力。而九个月的非人生活，我的精神和肉体更是受到了极深的创伤。面容苍老，和我女儿在一起人家说是祖孙俩。眼睛发花，看不了远也看不了近。时常上火口舌生疮，导致说话不像以往那样流利。记忆力减退，失眠加重。要按器官的折旧程度，可能接近六十岁。
在梦中常常回到号子里的生活，被那些刑事犯逼着用上衣擦地板，一边擦还要一边唱儿歌：“咯唧咯唧……，我是擦地的，……擦地的”，稍微少用了点力就会被那些以整人为乐的楞头青踢上一脚。
即使是在远离江南的申海，我还时常陷入一种恍忽中，似乎虽然走出了那个小号子，却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号子。因为我周围的环境变了，朋友们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用一种异样的声调跟我说话。
因为他们当初听到的都是我损合作伙伴之利肥已，从公司账上转走了多少多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何况现在是信息时代，坏事传得更快，不仅江南，可以说只要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现在都在认为我叶半城是个小人！我一直引以自豪的信用资本成了负数。
自然我可以解释，但怎样让对方相信，相信到什么程度我却不能把握。我只有一张嘴，如何让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了解真相是不可能的，我的解释只能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有效。信誉的受损让我做事变得很难，以前一个电话可以搞定的事现在得多绕几个圈，还不一定有以前一个电话的效果，无形中成本增加了，机会减少了。
我的家庭因为这件事面临解体，爱人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九个月巨大压力下的生活让她对我信心殆尽；女儿生疏了许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围着我撒娇了；儿子因此失学，在社会上游荡了近一年……父亲过世，我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已成终生遗憾，不明真相的亲友对此一直在指责，我只能默默听着。
现在董事会的解释是一个误会！但承受这个误会代价最大的只有两个人，就是董事长和我。
董事长赔了用以安度晚年的本钱，而我输得人生回到地平线！
五、对公司运作的设想
要我重新操作公司是可以的，但是股权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按照我的个性和董事们的个性和能量，悲剧还会重演，我虽然还年轻但实在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现在要我谈重回公司还不是时候，因为我已不是股东，无权参与公司的决策。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往下谈。因为总经理只是一个打工仔，是靠拿工资吃饭，只能和你谈工资待遇和责任权利。
还有很多历史问题要解决，这不是一个苍白的“误会”可以解释的，银行、客户现在对公司和我个人的信任都降至冰点，要重新操作公司难度是数倍于新开拓一片市场。仅靠我一个人对别人进行解释是没有用的，而公司董事会现在的这种态度对挽回影响起不到一点作用，董事们应该积极一点、勇敢一点。用真诚的行动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否则我是不会再回到公司，也不会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