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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子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是在知道了小福子自杀以后。虎妞难产而死，不但使他在经济上破了产，而且大大消损了他生活的勇气。如果说他心中的一角还亮着一星温暖的火光，那就是他还希望同深情地期待着他的小福子结合，“重整旗鼓”，然而这样一点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小福子自杀了。他生活的信念死灭了。他坐在小福子的坟头，痛苦地、不情愿地看清了这一事实：“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祥子在苦难而又冷酷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
小说从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到二十四章结末，描述了祥子的堕落，描述了他衰颓的形象。“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后，脏病使他不能再干拉洋车的活路，只在人们红白喜事时替人家做些零碎的杂事，混口饭吃。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是这样地形同“走兽”了：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祥子的结局。这样的艺术描写是为作品的整体构思决定的。作家后来删去了二十三章后半到二十四章的这一部分艺术描写。我们觉得还是保留好。这自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艺术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祥子性格发展的逻辑。“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何必再奋斗？“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作品中的这一句话是异常深刻的：“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奋斗里就埋伏着向衰颓转化的消极因素，“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在旧社会那样的条件下，祥子的结局只能如此。
其次，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同开头“快活的，要强的”祥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强化祥子悲剧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极端苦闷的情况下，也不染指于“白房子”，保持着他纯洁的心田；当曹先生家遇难，他分文不取，并向老程表明心迹，表现了一个劳动者坦荡的胸怀；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倾注了对穷人真诚的关切；他有可能靠刘四的现成钱过日子而宁愿凭自己力气吃饭，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壮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农村小伙子，却沦落成为一个如此衰颓的无业游民，一个自私的、懒惰的可怜虫！作家在几处讲到这样的意思：“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在这里作家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确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后变化，是统一在对旧制度的控诉上的；把祥子的结局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诉力量越强烈。文学作品总是要诉诸读者的感情。堕落的祥子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嫌恶，而是悲愤。如果删去对祥子堕落之后的艺术描写，这种悲剧的迫人力量反倒减弱了。这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这样的艺术描写，也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这个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老马曾经用他的体验，向祥子指出想独自混好是个梦想：“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祥子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但是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决定他必然选择个人奋斗的途径；即使在他明白这样的道路走不通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使自己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乱撞，甚至陷入深渊。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个阶层劳动者的命运，有深深的同情，也有严峻的责难。他称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评断，既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熔铸在对祥子堕落结局的艺术描写之中，这就不但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激动读者必须深思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艺术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对文体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长长的创作历程上，从未间断对于写作艺术的锤炼和追求。可以说，他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特别的探索，或者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结构上，或者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风格上。
《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它清新、深厚、朴实。这同在这之前写的《离婚》和《牛天赐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系，同作家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写了《牛天赐传》以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返归幽默”并不意味着“一味幽默”，老舍在总结了这样几部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成败得失之后，写作《骆驼祥子》时，他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是可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作家对特定题材的感情态度所决定的。《离婚》的题材，大多是取自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含着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对待之，自然呈现出温婉的讽刺和幽默的情调。《骆驼祥子》则不同，它主要内容是展示“地狱”中悲苦、晦暗的场景，作家悲愤的感情，不容许他点染幽默的色彩。如果说《离婚》中的作家评述的语言，更多的是幽默的挖苦和揶揄式的嘲讽，那么，《骆驼祥子》中作家评述的语言，则更多的是同情、辩解、申讨或控诉。作家严格地控制着艺术的情调，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修养。
《骆驼祥子》在艺术表现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