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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报告新闻的，来找过你吧？”
我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平安夜那天我看着他走进你的房子，又从里面出来。我认得他，我不是说过我是他的影迷吗？”
“是的，他来过，那又怎样？他已经走了。”
“你时常穿著的那双羊毛袜，就是他送的，对不对？”
我没回答他。
“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说。
“你想说些什么？”
“自从他来过之后，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会回香港的。”
“你的心却不在这里。买那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是因为内疚吧？”
我无言以对。
“你以为我需要你施舍吗？”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内疚。”
他把车匙塞在我手上，说：“我曾经给你机会。那辆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自己留着吧。”
“我不会开车。”我倔强地说。
“我也不会开车。”
我愕住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会开车？这么多年了，你连我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选一份你所能负担的、最昂贵的礼物来蒙骗你自己你很爱我。你骗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师父吗？”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处是不会说谎。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是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眼神。”
我难过地垂下眼睑。
“再见。”他撇下我，头也不回，走进禁区。
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师父，他总能够看穿我。
离开机场，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辆车，我卖了给卡拉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从纽约回到香港。
良湄说好来接我机。从机场禁区走出来，两旁挤满了来接机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文治。
他上前，腼腆地说：“你好吗？”
“我们又见面了。”我唏嘘地说。
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说她不能来。”
“我说好了暂时住在她家里。”
“我带你去——”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湾仔一幢大厦外面。
“她搬家了吗？”我奇怪。
文治笑着不说话，带我到十二楼一个单位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约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里装满了七彩的玻璃珠。
“你走了之后，我每天都买一些玻璃珠回来，到外地工作时，又买一些，就买了这许多。”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
我捡起一颗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晶莹的玻璃珠里有一株锯齿状的小草。
“这是什么草？”我问文治。
“这是我在英国买回来的，里面藏着的是蓍草。”
“蓍草？”
“九月的欧洲，遍地野花，暮色苍茫中，人们爱在回家的路上俯身采摘几朵蓍草开出的白色小花，带回去藏在枕头底下。英国一首民谣说：
再见，漂亮的蓍草，
向你道三次再见，
但愿明天天亮前，
会跟我的恋人相见。
“有一个传说，对蓍草说三次再见，就能够重遇自己喜欢的人。”他微笑说，“我试过了，是真的灵验。”
“你来看看。”他带我到其中一个房间，我放在良湄家里的缝纫机和其它的东西，都在那里。
“这间房子是谁的？”我禁不住问他。
“是去年买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哽咽着问他。
“我并不知道你会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你说分针倒转来行走，你才会回来。”
我拿出口袋里的浮尘子钟，用手调校，使分针倒转来行走。
“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问他。
“不。”他紧紧地抱着我，再一次，我贴着他的肩膊，重温那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肩膊，好象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见，我就能够跟恋人相见。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他问我，“不要再四处飘泊。”
“你不是说希望我设计的衣服在十二个国家也能买得到吗？”
“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用手去揉他的脸、头发、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
“你干什么？”他笑着问我。
杨弘念说，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我能够感觉到我爱的是这个人，我双手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脸。
他捉着我的手，问我：“你没事吧？”
“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我说，“你的眼袋比以前厉害了。”
他苦笑。
“嫁给我好吗？”他抱着我说。
我摇头。
“为什么？”他失望地问我。
“这一切都不太真实，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相信。”
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一个是火，燃烧生命，一个是水，滋养生命。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
回来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见面。她改变了很多。一个人，首先改变的，往往是眼睛。她那双眼，从前很明澈，无忧无虑，今天，却多了一份悲伤。
“因为我有一个拒绝长大的男朋友。”她说。
“你跟那个律师怎么样？”
“分手了。”她黯然说。
“为什么？”
“他根本不爱我。”
“你爱他吗？”
她苦笑摇头：“情欲有尽时，大家不再需要对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爱，没有尽头。”
“你还是爱熊弼的。”
她摇头：“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也许每个女人身边都无可奈何地放着一个熊弼。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你不是没想过嫁给他，偏偏他又好象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比他好的，彷佛这样才像活过一场。时日渐远，回头再看，竟然还是只有他——”
“我不是说过他是我用惯了的枕头吗？用他来垫着我，总是好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连一点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吗？”
“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世界。别提他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开设自己的时装店。不过手上的资金不是太多，也许只能在商场找一个两、三百呎的铺位，卖自己的设计。”
“我有一个客户在尖沙咀拥有几个商场，我替你找铺位吧，而且我可以请他把租金算得便宜一点。”
“真的？谢谢你。”
“客源你也不用担心，律师会里有很多女律师都是我的朋友，妇女会里也有不少阔太，她们经常去舞会，很需要找人设计晚装。”
“你的关系网真厉害！”
“没办法啦，好歹也要应酬那些女人，她们的丈夫都是我的客户和上司。这些人花得起钱，但是都很挑剔，我看你选的铺位，地点也不能太差。”
“嗯。”
“我还有一些公关界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可以找他们帮忙宣传一下，在香港，宣传很重要的。”
“你好象我的经理人。”我笑说。
“好呀！你跟随的都是名师，我一点也不担心你没生意。”
“看来我应该找你当合伙人。”
“我只要一辈子免费穿你的设计。”她笑说。
良湄在尖沙咀一个邻近酒店的商场替我找到一个铺位。我请了一个女孩子当售货员。除了替人设计晚装，店里就卖我的设计。
文治有空的时候，就替我拿布料、送货，替我管帐。为了方便搬运布疋，他把机车卖掉，换了一辆小房车。
从纽约回来之后的那四年，是我们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是个没条理的人，家里的东西乱放，他却是个井井有条的人，虽然时常会因此吵架，却使我更深信，他是和我厮守的人，只有他，可以照顾我。
时装店的生意很好，九五年初，我们迁到商场里一个比原本那个铺位大五倍的铺位，也请了几个新的职员，还有专业的会计师，文治不用再花时间帮我。
因为替一些名流太太设计晚装，她们时常向传媒提及我，我有了一点点知名度，但是我也从此放弃了替人订做晚装，我实在不喜欢那种生涯，我希望我的设计能穿在更多人的身上。店里开始售卖成衣。
文治的处境有些不同。方维志离开电视台自组公关公司，他邀请文治合伙，但文治还是喜欢当新闻编辑，他拒绝了。
九月中，一份财力庞大的新报纸开始筹备，邀请他过去当总编辑，薪水是他目前的两倍。电视台挽留他，只是加薪百分之五十，文治还是留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走？这是好机会，是你两倍的月薪。”我说。
“单单为钱而做一个决定，我会看不起自己。”他说。
“即使不为钱，也应该出去闯闯，你在电视台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劝他。
“就是因为那么多年，所以有感情。”他坚持。
我不再劝他，我知道他不会改变，他是个重情义的人，有时候，我会埋怨他太重情义，可是，这种男人，却是最可靠的。
结果，他的一个同学当上了那份报纸的总编辑，那份报纸推出之后，空前成功。
当日挽留文治在电视台的那位主管却因为权力斗争，黯然引退。新来的主管，跟文治不太合得来，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亲信。
在他不如意的日子，我却要到日本办我的第一场时装表演。这次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我成为香港其中一位代表的时装设计师，而且可以在日本推广我的设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那天早上，文治开车送我到机场，他一直没怎么说话。
“到了日本，我打电话回来给你。”
“你专心工作吧，不要分心，这次演出很重要的，是你第一次在香港以外举办时装表演。”
我轻抚他的脸。
“什么事？”他问我。
“如果工作得不开心，不如辞职吧。”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离开，也有很多理由留下。我一走了，我那组的记者，日子更难过，有我在的话，我会力争到底。”
“我打电话给你。”登机前，我匆匆跟他吻别。
在东京，我的设计获得很好的评价，还接到一批订单，回到酒店，我立刻打电话给文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恭喜你。”他说。
他说话很慢，好象喝了酒。
“你没事吧？”我问他。
“没事。”
“我很担心你——”
他失笑：“傻瓜，一直以来，也是我担心你——”
“那你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我很快就回来。”我像哄小孩一样哄他。
“蜻蜓，嫁给我好吗？我害怕你会离开我。”他情深地说。
“我为什么会离开你？”
他沉默无话。
“我不会的，除非你要我走——”
这个我深深地爱着的男人，从来不曾像这一晚，脆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真的开始担心他。
从日本回来，他没有再向我求婚。如果我当时嫁了给他，过着我曾经幻想过的、幸福的日子，也许，我们从此就不会分开。
那天，方维志的公关公司乔迁之喜，我和文治一同出席酒会。
方维志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正需要一间公关公司替我推广和担任我的顾问，顺理成章，我也成了他们的客户。
“你看！”方维志拿了一本我做封面的本地女性杂志给我看，“今天刚出版，照片拍得很不错。”
“对呀，“高以雅说，“他们说你是本地最漂亮的时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