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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被放逐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二十年之久，始终拒绝投降，匈奴汗国宣称他早已死亡。一十年代最后一年（前八一），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四十余岁，回国时已六十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他的故事，两千年来，中国有无数小说、戏剧和歌曲，歌颂他忠于国家坚忍不屈的伟大精神。
苏武被囚的明年（前九九），中国大军分两路向匈奴汗国进攻，一路是大将李广利，出兵酒泉（甘肃酒泉），深入西域，到达天山，被匈奴击败。另一路大将李陵的遭遇，更为恶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兵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向北深入沙漠，行军三十余日，挺进到浚稽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且囗侯单于的三万人相遇，李陵迎战，杀数千人。且囗侯单于召集援军，约八万余骑，李陵只得撤退。但最强悍的步兵，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李陵且战且走，数日之后，退到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规定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才准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改为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匈奴三千余人。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行纵火自救。再南行，到达山丘区域，且囗侯单于命他的儿子攻击，李陵兵团在树林中设下埋伏，又杀匈奴三四千人。且囗侯单于以元首之尊，亲自指挥十六倍于敌人的精兵，追击十余日，不能取胜，简直愤怒得发狂，攻击更加猛烈。李陵在沙漠中再南行四五日，又杀匈奴两千余人。且囗侯单于已经发现李陵是一支孤军，更紧追不舍。两翼越过李陵，在李陵前方合围，遮断退路，箭如雨下，呼喊投降。李陵继续战斗，一日之内，射出五十万箭，箭遂用尽。就抛弃车辆辎重，全体徒步前进，还有三千余人，进入囗汗山（蒙古谱颜博格多山），匈奴兵团堵住谷口。入夜，李陵徘徊阵垒之间，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然而，他没有箭。夜半，李陵下令击鼓突围，鼓已破裂，不能发声。李陵命向四面八方冲出，一以分散敌人注意，一以希望有人能逃回中国向政府报信。他与另一位将军韩延年上马，率亲军十余人，越岭南走。匈奴兵团潮水般追击，李陵身上除短兵器外，没有他物，不能阻挡敌人缩小包围圈。终于，韩延年中箭而死，李陵被俘。
两年后（前九七），大将李广利、韩说、公孙敖，分别出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内蒙古包头）、雁门（山西右玉），三路再向匈奴汗国进攻。匈奴早得到消息，向漠北撤退，三路大军都无收获。七年后（前九○），李广利再出五原，而皇帝刘彻却在首都长安，以诅咒的罪名把李广利的妻子逮捕下狱。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立即抛弃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这是刘彻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并且使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再度受到挫折。
本世纪（前一）初期，中国站在失利的一边，但并没有大战，李陵以五十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只是一场苦斗而已。匈奴汗国竭力避免与中国决战，希望积小胜为大胜，使中国疲惫。这种情形，维持四十年，直到本世纪（前一）中叶。
二 司马迁·路温舒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酷刑。
司马迁，夏阳（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
在幼年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然而，当这部巨著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眼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奴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人，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他说：
“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奇。书。网…整。理。提。供）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
“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瓜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华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三 中国疆土的继续扩张
西域（新疆）各国自从张骞之后，便处于中华帝国与匈�